美国科技霸权创建详情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霸权路径课题组

编者按：科技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拥有绝对优势地位，能够通过掌控核心技术、制定国际标准、主导创新议程和影响技术治理规则，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经济、军事和政治主导权的一种状态。全文14568字，由云阿云智库•霸权路径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军事斗争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任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美国科技霸权创建详情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科技霸权的历史根源与演变：梳理美国科技霸权从殖民时期到冷战的发展历程，分析关键政策和制度变革。

二、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使用表格介绍美国多元化的科技创新主体及其功能，分析二战后科技政策体系的演变。

三、美国维护科技霸权的政策工具与战略布局：通过表格总结美国科技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当前AI战略的三大支柱。

四、美国科技霸权的实施路径与全球影响：分析美国技术出口管制体系的长臂管辖原则，评估对全球科技生态的影响。

五、美国科技霸权面临的挑战与未来趋势：总结多极化趋势、内部体系挑战和伦理治理困境，展望未来科技霸权格局。

六、结论与启示：提炼美国科技霸权建设的基本经验，揭示其内在矛盾，提供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美国科技霸权创建详情报告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0月7日星期二

导读：科技霸权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支柱，不仅决定着国际竞争的走向，更重塑着全球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头号科技强国，其科技霸权的构建是一个漫长而系统的过程，深入剖析这一历程，对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本质、把握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一、科技霸权的概念与战略意义

科技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拥有绝对优势地位，能够通过掌控核心技术、制定国际标准、主导创新议程和影响技术治理规则，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经济、军事和政治主导权的一种状态。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当代世界，科技霸权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支柱，不仅决定着国际竞争的走向，更重塑着全球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头号科技强国，其科技霸权的构建是一个漫长而系统的过程，深入剖析这一历程，对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本质、把握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自19世纪末开始，美国逐步构建起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创新体系，这一体系在二战期间得到全面检验与强化，并在冷战结束后达到巅峰。从半导体到人工智能，从航空航天到生物医药，美国在大多数关键技术领域保持着全球领先地位。这一地位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政府长期战略布局、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和国际博弈的综合结果。根据统计数据，美国研发投入持续位居全球第一，从1981年的727.5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7209亿美元，四十年增幅近9倍，这样的持续投入强度在世界科技史上实属罕见。

本报告将从历史沿革、生态系统、政策工具、实施路径和未来挑战等多个维度，系统分析美国科技霸权的构建路径，揭示其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并为理解当代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提供框架。报告将阐明，美国科技霸权的本质不仅仅在于技术优势本身，更在于其构建了一个能够持续产生技术优势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全球控制机制，包括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风险投资市场、人才吸引机制以及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主导权等多重要素的协同整合。

二、美国科技霸权的历史根源与演变

（一）殖民时期到二战前：从学习欧洲到科技自立

美国科技发展之路始于对欧洲科学技术的学习与模仿。北美殖民地早期的科学研究大多由业余爱好者进行，主要以描述性自然历史研究为主。18世纪，本杰明•弗兰克林对电荷的研究成为美国殖民地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贡献，使其成为获得世界认可的科学家。然而，直到19世纪初，美国科学整体规模仍然很小，高水平科学家数量有限，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考察美国时观察到的那样："在美国，人们只关心科学的纯应用部分"。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科技发展路径开始发生重大转变。1840年电报的发明显示出科学技术应用的巨大潜力。1862年，国会通过《莫利尔法案》，建立赠地学院，这些学院偏重农业和机械等应用学科，成为州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时代，把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放在第一位。到1907年，美国诞生了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迈克尔逊，这标志着美国科学开始走上自立之路。

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兴起是美国科技创新体系形成的关键制度创新。虽然这一模式起源于德国的化学工业，但在美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和深化。柯达(1893)、通用电气(1900)、杜邦(1901)、贝尔电话系统(1907)等企业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实验室。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建立，标志着工业技术的发明摆脱了完全依赖于个体发明家的局面，创新成为一个可以自我持续发展的系统。到1930-1940年，工业研究实验室已成为美国的创新主体，期间整个R&D经费投入的部门比例为：政府12-19%，工业63%-70%，大学9-13%。

（二）二战时期：科技政策的转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科技发展的根本转折点。战争期间，美国政府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军事优势和战争结局的决定性作用。1941年6月，美国成立了由万尼瓦尔•布什任主任的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OSRD)，这个机构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的中枢机构。布什指挥着全美科学家服务于军事科技和军事医学，成功开展了合成橡胶、批量生产的青霉素、雷达、无线电引信和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战争临近结束时，罗斯福总统要求布什思考在战后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国家的健康、经济繁荣和安全问题。布什的回应是推出了影响深远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在这份报告中，布什强调了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传统和边疆精神：在土地和海洋等物理空间边疆消失或不断缩小的情况下，科学作为"没有止境的边疆"将持续存在，并成为未来美国经济繁荣、公民高品质生活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布什建议，科学"应该被推到舞台的中央——因为科学蕴藏着我们对未来的大部分希望......我们正在进入科学需要并且应该得到更多公共资金支持的时期"。

布什报告为战后美国科技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核心观点是：基础研究对于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必不可少，政府应当承担起促进新科学知识涌现和培养青年科学人才的责任，同时保证科学家的探索自由。报告建议建立一种能保证稳定长期计划、保障维护探索自由的独立支持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虽然布什报告有明确的科学政策，但没有单独的技术政策，技术政策是隐含在科学政策之中：政府支持基础研究会带来实际应用，继而催生新技术和新产业；公共资助的基础研究会哺育工业界开展的研究。

（三）冷战时期：军事科技与大国竞争

冷战的开启使国家安全战略统治了美国科技政策，科研经费大部分投入到军事领域。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震惊了美国。美国政府对这一挑战迅速作出反应，动员巨大的国力资源迎接苏联的挑战：成立了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负责制定和发展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RPA，后更名为DARPA)，确保发展最尖端的技术。

1957-1967年间，美国R&D经费以每年15%的速度大幅增长，10年几乎增长4倍，达到150亿美元，这一时期被称为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十年"。在太空竞赛的推动下，美国采取了举国动员的方式推进科技发展。肯尼迪政府推出的"阿波罗计划"耗资高达400亿美元，动员了上万家企业、120多所高等院校、42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这种以国家使命为导向的大科学计划，不仅为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奠定了领先地位，也催生了一系列衍生技术和创新成果。

冷战时期，美国的科技政策分为两个部分：政府支持基础研究；联邦机构按法定使命和任务发展先进技术。联邦政府支持的科学技术可分为三类：军事技术、公共资金支持的医学研发以及纯粹的基础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虽然以军事应用为导向，但通过支持大学开展计算机、电子学、材料学等研究，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这种以使命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模式，成为美国科技优势的重要源泉。

三、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一）多元化的科技创新主体与功能

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多种参与者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大学、私营企业、风险投资商等。这些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和协同工作，共同保证了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持续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逐渐发展出了世界上最有效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是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的。

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由整体多层框架构成：第一层是创新战略与政策体系，包括国家创新政策；第二层是创新治理体系，即在国家层面管理和促进创新的治理结构，主要体现在联邦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围绕科技创新的立法和总统行政命令；第三层是创新推动因素，包括支持性政治体系和监管体系、教育与人力资本体系等。这一多层次框架确保了美国科技创新活动既有战略导向，又有制度保障，同时具备充分的资源支持。

联邦政府在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着"看得见的手"的关键角色。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国家主义"，联邦政府在培育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主导建立二战后美国科技创新管理体系；成为美国科技创新最大的支持者和最主要的赞助者；成为美国小型科技企业度过"死亡大峡谷"的最重要护佑者；以维护美国技术霸权和国家安全使命为主导的政府采购制度，推动着变革性或革命性技术创新。

表：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参与者及功能

参与者类型	主要代表	核心功能
政府机构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家科学基金会	制定科技政策、提供研发资金、协调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科研机构	国家实验室、联邦资助研发中心	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完成国家使命导向的科研任务
大学	研究型大学、赠地学院	培养科技人才、进行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企业	工业研究实验室、科技初创公司	技术开发、产品创新、市场应用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公司、天使投资人	提供风险资本、支持高技术企业发展

（二）科技创新管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建立起系统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总统科技顾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是美国科技政策管理体系的重要机构。其中，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由总统科技顾问领导，在其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负责提供科技政策发展建议，协调机构间研发预算。拜登就任总统后，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升至政府内阁成员的级别，这一调整意味着美国政府中出现了一个有能力协调各政府部门工作、将科技创新整合到各种决策中的官员。同时，拜登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置了一个专门负责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负责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协调美国的科技政策。

白宫领导的行政部门从不同领域和角度在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不同作用。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等机构，在美国技术及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技术专利保护与转移、技术标准制定等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负责支持基础科学和工程学(医学除外)的研究。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20多个政府机构参与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中，这些部门负责人在制定美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国会负责提出与创新相关的立法，授权和拨款预算，就科技创新相关问题举行听证会、听取利益相关者的证词，并进行监督。美国国会两院在科技创新立法领域重要的委员会包括众议院小企业与创业委员会，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三权分立体系中的司法机构负责解决法律和监管纠纷，司法系统在解决与创新相关的问题如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尤为重要。1982年建立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与专利、商标、国际贸易和政府合同有关的上诉案件具有全国管辖权。

（三）研发投入与科技创新资助体系

联邦政府是美国科技创新最大的支持者和最主要的赞助者。二战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转型的最核心特征就是联邦政府对科技研发支持力度的大幅增加，这种支持既包括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和国家大科学计划推动，也包括联邦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美国政府经常性地通过特定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特定技术行业发展。《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货膨胀消减法案》是近期两个典型案例，体现了拜登政府对美国半导体技术和产业、新能源相关技术与产业提供的巨大财政支持。这类政策不仅直接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还通过产业联动效应带动了整个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

大型科技计划是美国政府推动科技发展的另一重要工具。美国是较早组织大型科技计划、推动国家科技整体发展的国家。从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到肯尼迪政府的"阿波罗计划"，再到"航天飞机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国家纳米计划"等，这些大型科技计划为美国在核能、航空航天、卫生医药、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核心技术突破、人才团队建设、新兴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计划不仅确保了美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联邦政府还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最主要的资助者。自1957年开始，美国政府对研发费用的投资已经超过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1966年达到最高。这种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使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特别注重基础研究和社会回报率高的领域，这种投资策略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为私营部门的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

（四）独特的大学体系与产学研合作机制

美国的大学体系，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中占据核心地位。美国大学系统具有两个显著特点：高度分立化的竞争系统和实用化导向。美国大学是一个高度分立化的竞争系统，不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有一个中央决策机构决定大学的政策，美国高等教育的权限归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在许多方面对各个大学实施统一的管理。大学的资源来自私人捐款、慈善基金会、州政府和学生的学费，大学的管理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分散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学之间的竞争，不仅私立大学之间、州立大学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且州立大学也必须与私立大学竞争。

美国大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用化。美国大学是积极响应地方经济和工业发展需求而发展的，大学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伴相随。不仅一些私人大学的建立是与工业相联系的，而且州政府对州立大学的支持也是紧紧与地方发展相联系的。20世纪上半叶，新的工程学科围绕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大学里体制化，使大学与新兴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由于以上特点，美国大学的突出特点是对其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有更快和更大范围的响应。

产学研合作是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政府倡导联邦实验室与民间高科技企业联合开发新产品，一些美国大公司也向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提供研究经费，并专门派人到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和开发。这种产学研的结合有效地推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使基础研究的发现能够迅速转化为技术和产品创新。美国在大学周边建立的众多创新产业集群，如硅谷、波士顿128公路等，成为高科技创业和创新的温床，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优势。

四、美国维护科技霸权的政策工具与战略布局

（一）科技政策工具的演变与创新

二战以来，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由隐到显、由支持预竞争的通用技术到面向国家战略领域的发展过程。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技术政策隐含在科学政策中，冷战结束后美国明确提出了专门的技术政策，并在冷战后得到良好发展。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美国对科技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

冷战时期，美国的科技政策具有明确的科学政策，但技术政策是隐含在科学政策之中。布什报告的基本思想是：基础研究对于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是必不可少，政府应当承担起新的责任，促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培养青年科学人才，同时保证科学家的探索自由。这种政策导向导致美国政府成为科学技术的主要资助者，形成了多元化的资助格局，支持基础研究，保证科学家的自由探索。

冷战后时期，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美国开始制定更加明确的技术政策。1990年代，美国推出了先进技术计划(ATP)、技术创新计划(TIP)等专门支持技术发展的政策工具。2000年，美国发起国家纳米技术倡议(NNI)，标志着美国技术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有选择地支持关键前沿技术领域。2020年5月，美国两党两院议员在参众两院提出《没有止境的边疆法案》议案，提出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立技术学部，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战略性地推进10个关键领域的技术发展，这预示着美国技术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表：美国科技政策工具的演变历程

时期	主要政策工具	核心特点	典型代表
冷战时期	使命导向研发投入、大科学计划	技术政策隐含在科学政策中	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
冷战后过渡期	专项技术计划、合作研发鼓励	开始明确技术政策	先进技术计划(ATP)
21世纪初期	国家技术倡议、跨部门协调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国家纳米技术倡议(NNI)
当前阶段	全政府approach、技术联盟	明确技术竞争导向	《芯片与科学法案》、AI行动计划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风险投资机制

美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鼓励技术发明与创新和促进技术转移的法律体系，对鼓励自主创新、激励创新者和优化创新环境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专利、商标和版权是现代知识产权的三大要素，美国通过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确保了创新者能够从其发明创造中获得合理回报，从而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在美国，风险投资对快速发展的高技术企业起到了关键作用。风险投资公司遍地开花，连地方政府都成立有半官方的风险投资公司。政府的战略性举措包括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以吸引风险投资，改革税制制定优惠税法，对风险投资额免征或减征税务，专门为技术风险大的高技术公司提供风险创业投资等。这种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使得具有创新想法但缺乏资金的创业者能够将创意转化为产品和企业，从而保持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持续活力。

政府采购也是美国支持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美国是最早利用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进行扶持和推动的国家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相继制定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联邦采购法》等法律，其中专门规定了针对创新技术和产品进行采购的内容。通过政府采购，美国政府不仅为新兴技术提供了初期市场，还通过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性能要求，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进。

（三）人才吸引战略与全球智力资源整合

引进外国科技专业人员是美国维持科技霸权的重要战略。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放宽移民限制、增加签证名额、优厚的留学政策等。在微观层面，美国通过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留住人才，实行激励精英人才的特殊奖励制度。这种开放性的人才政策，使美国成为全球高端人才的集聚地，为美国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美国的人才吸引战略具有多层次、系统性的特点。在教育培养方面，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不仅培养本土科技人才，还通过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全球优秀学生。在人才引进方面，美国通过H-1B签证等工具，有针对性地吸引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背景的国际人才。在人才留住方面，美国通过优越的科研条件、职业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使外国人才能够在美国长期工作和生活。这种全方位的人才战略，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人才储备和创新能力。

全球科技人才的集聚使美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创新产出，形成了所谓的"人才红利"。根据统计，在二战刚爆发的时候，按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数目说，美国还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英国也相差很远，亦落后于法国。但到20世纪后期，美国已经在诺贝尔奖获奖者数量上遥遥领先，这充分反映了美国人才战略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人才在美国的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从学术机构到工业企业，到处都有国际人才的身影。

（四）当前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霸权本质

2025年7月，美国白宫发布了《赢得AI竞赛：美国AI行动计划》，该计划围绕加速AI创新与去监管化、构建AI基础设施和主导国际AI秩序三大核心支柱，提出了90余项政策行动。这一计划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维护科技霸权的战略意图。该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实现技术突破并废除"冗余规则"，中期目标是构建基础设施霸权，长期目标是形成对全球AI发展规则的主导权。资深行业专家认为，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和建立标准联盟限制竞争对手获得先进算力和关键技术，从而强化其在AI治理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

在加速AI创新与去监管化方面，该计划包括废除限制性法规，撤销了拜登时期强调AI安全与公平的行政令，代之以"创新优先"原则，要求各部门清除阻碍AI发展的规则；限制州级监管，通过联邦资金分配施压，对严格监管AI的州削减拨款；明确政府采购标准，要求联邦机构仅采购"客观、无意识形态偏见"的大语言模型。这些措施表明，美国试图通过解除监管约束，为AI技术的快速发展扫清障碍，同时通过政府采购权力塑造技术发展方向。

在构建AI基础设施方面，计划提出简化建设许可，加速数据中心、芯片工厂的审批流程，利用《国家环境政策法》豁免低环境影响项目；解决AI数据中心高能耗问题，开放联邦土地建设配套发电设施，并优化电网资源分配；扩大电工、HVAC技术人员培训，支持本土半导体制造。这些措施旨在确保美国在AI基础设施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从硬件到能源供应形成完整的技术生态链。

在最能体现霸权意图的主导国际AI秩序方面，计划提出建立技术出口联盟，向盟友提供"全栈AI出口套餐"，建立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生态；强化对华技术封锁，扩大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禁止美国芯片用于中国AI训练，并通过"芯片护照"追踪技术流动；推进算力外交，以GPU配额换取资本回流。这些政策行动清楚地表明，美国正试图通过技术联盟、出口管制和外交手段，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排除竞争对手的全球AI秩序。

五、美国科技霸权的实施路径与全球影响

（一）技术民族主义与出口管制体系

近年来，美国表现出日益显著的技术保护主义倾向。削减科研经费、搁置重大项目、清除实验数据、行政干预科研、中断国际科研合作——自上台以来，本届美国政府开展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科技政策改革，引发全球科学界高度关注。美国政府频频运用政策杠杆，试图在科技领域实现"去全球化"，显示其有意将科技创新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这种技术民族主义取向，标志着美国科技政策的重要转向。

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不断升级。近年来，美国利用其缺乏国际法依据的长臂管辖体系，频繁对中国科技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和制裁，且动作步步升级、范围日益扩大。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领域，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将正常产业合作贴上"威胁国家安全"的政治标签，将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的工具，妄图以此遏制中国科技进步、维护自身技术霸权。例如，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警告业界使用中国先进计算机芯片，包括特定华为昇腾芯片的风险。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传统国家安全范畴，反映了美国对新兴技术领域竞争的高度敏感。

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不断扩展和强化。从传统的军事用途产品到新兴的基础技术，从最终产品到研发活动，美国出口管制的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美国试图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科研合作限制等多种手段，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封锁体系。美国还积极推动与盟友的出口管制协调，试图建立多边技术封锁联盟，如通过"芯片护照"追踪技术流动，进一步强化管制效果。这种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不仅影响目标国家，也对全球科技合作与创新网络造成深远影响。

（二）长臂管辖与全球技术治理主导权

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原则，将其国内法规延伸至全球范围，对全球科技活动施加影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域外适用，使得任何使用美国技术或软件的外国企业，在与中国等被制裁国家进行科技合作时都面临限制。这种长臂管辖体系缺乏国际法依据，但却能有效阻碍目标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和产品。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试图将本国科技优势转化为对全球科技生态的控制力。

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美国积极推动美国标准的国际化。美国政府意识到，谁拥有最大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谁就能制定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并获得广泛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因此，美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积极推广美国技术标准，试图使美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同时，美国还通过限制竞争对手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影响国际标准组织决策等方式，削弱竞争对手在国际技术治理中的话语权。

美国还通过技术联盟策略构建排他性技术合作网络。通过向盟友提供"全栈AI出口套餐"，美国试图建立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生态。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推动"芯片联盟"，试图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环节控制在以美国为首的联盟网络内。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与盟友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治理规则等方面加强协调。这种技术联盟策略不仅服务于技术竞争需求，也强化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三）对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的破坏性影响

美国的技术霸权行为已经对全球科技创新生态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技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去中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然而，美国罔顾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以"冷战"思维看待全球技术发展格局，干扰人工智能技术正常交流，导致全球技术标准趋于碎片化，跨国科研项目推进受阻，技术进步基础遭到破坏。

美国的科技政策转变正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中引发链式反应，推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变革。美国政府的科研预算削减政策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美国政府学术研究经费支出占比持续下降，各大高校被迫增加自筹资金比例以应对公共研发资金的萎缩危机。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为应对财政紧缩，骤然终止上千项科研资助，直接切断了基础科学机构开展持续性研究的生命线。当前美国科技领域暴露的科研经费断流风险，深刻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将科学研究看作可随时叫停的"消耗性项目"的短视认知。

美国的技术霸权行为也引发了全球科技人才流动的变化。全球科技人才流动检测平台"自然职场"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科研人员的海外职位申请数量同比增幅达32%，美国用户的海外职位页面访问量同比增长35%。逾七成美国科研人员存在离美发展意向。这种人才外流现象不仅反映了美国科研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对美国长期科技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欧洲国家敏锐地捕捉到科技人才流动的"窗口机遇期"，通过宣扬"科研自由"与"开放学术环境"筑巢引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推出"选择欧洲"试点项目，承诺在今后两年投入5亿欧元，把欧洲变成"吸引科研人员的磁石"。

六、美国科技霸权面临的挑战与未来趋势

（一）多极化趋势下的科技格局重构

当今世界正经历全球科技治理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伴随着一些新兴经济体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快速崛起，美国表现出日益显著的技术保护主义倾向。美国科技政策转变正在全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全球科技治理进一步迈向"多极竞合"新格局。在这种多极化趋势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维持单一科技霸权地位，科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将更加复杂。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人才引育、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等方式，不断开辟以科技合作共谋发展的新路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金砖国家合计《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量为77288件，同比增长2.3%。金砖国家在欧美传统科技强国科技发展数据同比下降的同时保持稳定增长，打破了西方技术垄断和独霸全球科技话语权的局面，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科技体系中的"第三极"力量。发展中国家科技崛起将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合作参与广度，强化全球科研资源再平衡效应，促进全球科技治理模式创新，推动形成多极化的科技发展新格局。

欧洲也在通过制度创新积极应对科技格局变化。欧盟战略性地运用资金杠杆机制以放大政策倍数效应。欧洲三大传统人才资助项目：玛丽•居里行动计划、德国洪堡基金计划、英国牛顿高级学者基金形成协同效应，在科研项目资助、科技人才引进和高端学术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关键支撑作用。同时，欧洲各国在科技"去政治化"方面做足了文章。法国政府建议为面临政治压力的研究人员设立"科学难民"身份并开放"科学紧急签证"。德国政府提出"千人计划"国际人才项目，将德国宣传为"全球科研人员的避风港"。欧盟更是将"科研自由"写入《欧洲研究区法》，从法律层面保障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二）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内在矛盾与挑战

美国科技创新体系面临政治化的严峻挑战。美国科学界遭遇的不仅仅是超常规的财政紧缩问题，而是传统知识生产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为规避具有潜在政治敏感性的研究成果，已对自然环境等重要领域的科研项目实施数据清洗。美国国防部宣布取消91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项目，明确要求科研资助必须聚焦"解决发展和部署先进军事能力的迫切需求"。在政治意志与学术逻辑的撕扯过程中，美国科研生态正在经历从"自由生长"到"政治管控"的变化。

美国政府将科学知识生产纳入国家竞争框架之中，通过削减科研经费预算、学术合规审查、人才签证限制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将科学研究作为维护"美国优先"的工具。其结果适得其反——基础研究断层、人才加速外流和全球科技秩序重构的现实，正削弱美国自二战以来构建的科技霸权根基。当美国为短期政治利益牺牲曾经坚守的自由开放科学精神时，它摧毁的不仅仅是科研项目或科研团队，更是无数科学家的共同理想。

美国科技政策还面临短期政治利益与长期创新能力之间的张力。在5月2日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的2026财年预算提案中，国防与国土安全支出呈现大幅增长态势，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防类自由支配支出遭遇大幅削减，降至2017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科研经费支出成为遭受预算削减的"重灾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预算同比锐减56%，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核心预算削减幅度约40%，环境保护署(EPA)运营经费更面临55%的断崖式下跌。这种短期政治考量对长期创新能力的侵蚀，可能动摇美国科技霸权的根基。

（三）科技伦理与全球治理的困境

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和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往往忽视技术的伦理和社会影响，引发国内外的批评和担忧。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偏见、隐私侵犯、就业影响等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在生物技术领域，基因编辑等技术的伦理边界引发激烈争论。这些伦理问题不仅涉及技术本身，还关系到全球科技治理的方向和原则。

美国在科技伦理治理上倾向于行业自我监管而非政府强力干预。在2025年7月发布的《AI行动计划》中，美国强调"消除繁文缛节和苛刻监管"，代之以"创新优先"原则。这种轻监管模式虽然有利于技术创新，但可能无法有效应对技术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挑战。同时，美国试图将其科技伦理标准推广到全球，如《AI行动计划》提出在国际治理机构中对抗中国影响力，推广"反映美国价值观的AI治理标准"。这种将价值观融入技术标准的做法，可能加剧全球科技治理的分歧和对立。

全球科技治理碎片化趋势对美国科技霸权构成挑战。随着更多国家参与到前沿科技研发中，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正从以西方为中心向多极化的方向转变。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太空治理等领域，各国之间的理念差异和利益分歧使得达成全球共识更加困难。美国试图通过小多边联盟和排他性技术俱乐部维持主导权，但这种做法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的分裂，使跨国科技合作面临更多障碍。

七、结论与启示

（一）美国科技霸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美国科技霸权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系统且多维度的过程，其基本经验值得深入分析和总结。首先，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这一系统由多元主体构成，包括政府机构、研究型大学、工业研究实验室、风险投资机构等，各主体之间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和协同机制。这一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韧性，能够根据内外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从而保持持续的创新活力。

其次，美国形成了政府与市场互补的科技投入体系。联邦政府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特别注重支持基础研究和社会回报率高的领域。同时，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中发挥主导作用。风险投资和市场机制则为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关键支持。这种分工明确、相辅相成的投入体系，既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公共品属性，又确保了技术创新的市场效率。

第三，美国实施了高度开放的国际人才战略。通过灵活开放的移民政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激励制度，美国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优秀科技人才。这些国际人才不仅充实了美国的科研队伍，还带来了多样化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视角，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美国研究型大学对国际学生和学者的开放态度，更是为美国科技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人才储备。

第四，美国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通过强有力的专利、商标和版权保护，美国确保了创新者能够从其发明创造中获得合理回报，从而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同时，美国还通过《贝赫-多尔法案》等技术转移法律，促进联邦资助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实现了公共研发投入的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美国科技霸权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

尽管美国科技霸权体系具有明显优势，但其内在矛盾和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美国科技政策存在短期政治考量与长期创新能力之间的张力。随着政治极化加剧，美国科技政策越来越受党派政治和选举周期影响，难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科研经费的剧烈波动、重大科技项目的频繁调整，都可能削弱美国的长期创新能力。

其次，美国科技发展中的军事化导向可能扭曲创新方向。冷战以来，国家安全需求一直在美国科技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机构虽催生了互联网、GPS等重大技术创新，但过度军事导向可能挤占民用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创新的广泛应用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

第三，美国近年来的技术民族主义倾向可能损害其创新基础。严格的出口管制、科研合作限制、人才签证障碍等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延缓竞争对手的发展，但长期来看可能削弱美国自身的开放性和吸引力，导致人才和资金外流，破坏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作用。

第四，美国科技霸权面临的多极化挑战日益严峻。中国、欧盟等科技力量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科技力量对比。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全球科技格局向多极化方向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维持科技霸权的难度和成本将不断上升。

（三）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美国科技霸权路径对中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科技治理机制。要进一步明确各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形成既分工明确又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特别注重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突破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中国需要在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之间保持平衡。面对日益复杂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国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同时，也要保持高水平的科技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避免技术民族主义的陷阱，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不忘扩大开放合作。

第三，中国应当更加重视人才第一资源作用。要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环境。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鼓励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为他们提供更多挑大梁、当主角的机会。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

第四，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科技治理。随着科技实力提升，中国应当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科技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要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加强国际伦理规范和安全标准协调，促进科技向善，使科技创新更好造福人类。要推动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科技合作环境，反对科技封锁和技术霸权。

总之，美国科技霸权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其背后有深刻的国家战略、制度基础和社会文化因素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全球科技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任何国家都难以维持单一的科技霸权地位。未来全球科技发展更可能呈现多极共存、竞争合作并存的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同时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为世界科技进步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