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建楠

“5.19”行情的整整二十年后，前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配合审查调查的消息传来。

5月19日夜，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作为上一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2016年临危受命出任监管部门一把手。他行事风格凌厉，时常语出惊人，关注度极高。

但少人知晓的是，刘早年曾任职上海体改委、国家体改委。1990年代后期，刘进入银行系统，“仕途”进入快车道。2016年初，刘以55岁年龄赴任证监会主席，意气风发，似乎前途大好。但不料，这已经是他事业生涯的最高峰。

“起于阡陌”

资料显示，刘士余生于1961年11月，江苏灌云人，今年58岁，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人”。

据人民网的报道，刘士余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鲁河乡的一个普通农家，父母都是农民。他小时候就读于当地吕场小学、后在兴三联中、四队中学读书。1979年，高考恢复的第三年，18岁的刘士余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就此跳出农门。

灌云县如今隶属连云港市，为江苏省东北部，与宿迁市毗邻。刘至今仍保留着浓重的乡音。

刘当年就读的灌云县四队中学如今仍在，当初更只是普通中学。当年能由此考上清华大学，可见其人的能力和勤奋，其学校亦流传有当年他持煤油灯连夜读书的故事。真实程度不可考，但他在家乡人心中形象应不错。

就读北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士余就读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又继续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攻读硕士，先后获得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士、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的学位。

1987年，刘士余进入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

彼时，亦是各地选拔“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的当口，刘的毕业和入职，可谓正逢其时。他日后的一路被擢升亦就此埋下伏笔。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学本科生颇为少见，刘的硕士学位自然更是“金贵”。但作为一名普通家境的子弟，能连续攻读学业七、八年，其本人的毅力、雄心及家庭的支持都可想见。

日后，他又“回炉”清华经管学院以在职身份攻读博士，并以《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问题研究》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回首来看，刘早年的学业和工作背景，基本就是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两地。

落子“金融”

刘士余早年的工作生涯基本在体改系统，先是上海体改办，1991年后上调国家体改委。

体改委，全称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和组织试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是高层推动经济改革的一把“尖刀”，专司改革设计和协调。彼时被称为三大宏观管理部门之一。

任职期间，刘参与了最早期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至今，论文库中仍能搜索到刘士余在90年代初撰写一篇署名论文《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金融的发展》。

这篇文章提及：“住房制度改革的滞后不仅制约了住房建设的发展，而且牵制着整个改革的进程。”

日后，我国确也在90年末停止福利性实物分房，正式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等一系列住房制度改革。住房改革政策和“入世”等政策一起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成长。

1991年，刘士余上调至北京的国家体改委，之后进入中国建设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刘士余“进京”的1991年在中国金融开放进程中，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当年春节期间，有关领导对上海进行了为期20天的视察，特别强调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中国“大金融时代”由此酝酿、壮大。

从银行到监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士余在中国建行总行负责中国住房金融制度研究，特别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的实践提出了建设性看法。

96年后，刘士余开启了快速上升之路，直到2014年，他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任银行司副司长、银行监督二司司长、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行政职务。

在央行任职期间，刘士余先后发表了《金融风险从何而来》（2001年）、《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2002年）、《对城市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监管工作的回顾与展望》（2002年）、《农村金融需土地制度创新》（2009年）、《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基本成熟》（2013年）、《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与风险控制》（2013年）、《降低银行国有股比重》（2013年）、《汇金十年：金融改革与公司治理的创新实践》（2014年）等论文。

金融风险控制和制度建设，一直是其重要的关注领域。

2014年，刘士余出任农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直至其2016年被调往证监会。

第八任证监会主席

2016年初，A股历经“熔断”惊魂，市场一片惊恐。2月，刘士余由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岗位上，被“火线”调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作为证监会历史上第八位主席，刘士余的风格和往届历任主席颇为不同、独具特色：首先是高调、频频发声；其次是凌厉，任内监管手段颇多，立案查处了大量案件；最后是“新政”多，刘任内推出了许多政策，包括发行、监管等。达到了一些政策目的，也引发了许多争议，总体来说，“毁誉参半”。

最为著名的是，他2016年12月在基金业协会的第二届会员大会上，即兴脱稿表态，“希望机构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此次发言后，民营和保险资金举牌入主上市公司的势头由盛转颓。

次年2月，刘士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答记者问。当有记者提问“野蛮人是谁，资本大鳄是谁”时，刘士余表示，这个问题“很刁，难度系数很高”。他表示，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监管，第二任务也是监管，第三任务还是监管。

他还回应记者称，“你问我野蛮人是谁，妖精是谁，害人精是谁，如果我都告诉你了还怎么干活”。

2017年4月8日，刘士余出席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发言中，他对上市公司进行敲打，称“有的吃相太难看，会有硬措施对付铁公鸡。”

自始至终，语言风格非常鲜明。

“毁誉参半”的政策重塑

刘士余上任之初，A股仍在股市大幅波动阴影之下，因此他的政策思维核心似乎是重塑资本市场制度，因此出台了颇多政策。加之他敢想敢干，最后任上留下了诸多政策“遗产”。

影响重大的大致有以下几类。

首先是，新股发行政策。刘上任后，面临天量的新股发行“堰塞湖”问题，近千家公司排队等待发行。最终，相关监管部门通过一方面大力提速新股发行；另一方面严格限制IPO公司发行市盈率和融资规模。两者结合，强力推动了新股IPO的快速消化。刘任期后半程，新股的待发行数量大为减少。

其次是，发行审核领域。刘士余任上，监管机构将主板和创业板发审委合并（后称“大发审委”），并推动半数发审委委员来自监管体系。后者事实上，将新股发行的审议大权重新抓回了有关部门体系的手中。

随之而来是，发审从严政策的高效落实。据媒体报道，大发审委上任后的一年内，逾250家企业申请首发，仅140家通过，否决率超过45%。

其三是，再融资和重组政策的大调整。刘士余上任后，监管部门通过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大幅提升定增和重组借壳上市的门槛，对公司再融资的规模、条件、时间间隔、价格确定、股东减持等做出一系列要求。

事实上，系列政策大幅提升了再融资门槛，也打击各类上市公司“炒壳”、“卖壳”、清仓式减持行为，降低了再融资对于二级市场的资金分流。

但一定程度上，相关政策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效率。如今，有关政策已经在逐步放松，或正在征求意见，考虑放松。

其四是，从严监管投资行为，包括一、二级市场的投资行为和退出。有关部门前所未有地开出各类罚单。数据显示，2016-2018年证监会分别开出218张、224件、310件罚单，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无情与“非常规”

刘士余任期内发布、有关部门《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此外，证监会还通过大数据追查近十年的老鼠仓行为，对二级市场的“野蛮人”给予政策打击，给市场留下了“无情”形象。

与此同时，刘士余亦给一些人“善于对外沟通”的形象。2018年3月，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针对上市公司业绩变脸、部分企业恶意不分红等问题，直接向刘士余发问。据悉，当晚，这位人大代表受到刘士余的短信和电话，并受邀面对面交谈。

刘士余的“非常规”操作不止于此。事实上，在他的任期后期，他的表态和作为和其任职前期导向发生了近乎180度的转向。

他在2018年10月，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就强调，“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主线来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其中有关组织并购重组“小额快速”机制，及鼓励上市公司依托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等表述也与前期有差异。

2018年11月，证监会发布结案通知书认定，中信证券与司度两融业务违法事实不成立。此前，中信证券被认定违反“未按照规定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并被处人民币3亿元罚款。改判之后，罚没物归原主！

2019年1月，刘士余由证监会主席任上，调任全国供销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作为一个正部级干部，他其时年龄尚不满58周岁，赴任的岗位与其多年的金融历练亦有较大距离。

当时，这个调整曾引发诸多关注和猜测。四个月后，一切都有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