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二）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

编者按：“黑龙会”作为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团体之一，其活动贯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等多个关键节点，是日本对外扩张意识形态的重要推手与执行工具。全文27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核心观点摘要

黑龙会与日本军部、政府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合作”或“利用”，而是一种深度嵌套的共生体。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资源与庇护，它则为国家执行高风险、高道德成本的任务。这种“灰色治理”模式，使日本得以在维持表面法治的同时，实施系统性侵略。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场长达十四年的民族浩劫中，除日本政府、军队外，一批极端民族主义与右翼组织也深度参与了侵略策划、情报搜集、舆论煽动乃至直接暴力行动。其中，“黑龙会”作为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团体之一，其活动贯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等多个关键节点，是日本对外扩张意识形态的重要推手与执行工具。

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黑龙会的历史起源、组织架构、在华活动、与军部及政府的关系，并重点分析其在侵华战争中的具体罪行，以正本清源，警示后人。所有内容均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美国国家档案馆、东京审判文献及中外权威学术研究成果整理而成。

《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提纲内容如下：

一、黑龙会的起源与意识形态基础

（一）创立背景：日俄战争前夜的扩张思潮

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2月3日，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在日本福冈创立。其名称源自黑龙江（日语称“黑龙”），寓意“控制黑龙江流域，进而掌控满洲乃至整个亚洲”。这一命名本身就体现了其强烈的大陆扩张野心。

其前身可追溯至1881年成立的“玄洋社”，该组织以“尊王攘夷”“征韩论”为口号，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日本在东亚的霸权。黑龙会继承并激进化了玄洋社的“亚细亚主义”，但更强调“大亚细亚主义”——即以日本为“盟主”，联合亚洲各国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实则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提供理论包装。

（二）核心意识形态：“大亚细亚主义”与“脱亚入欧”的悖论

黑龙会宣称“黄种人团结对抗白种人压迫”，鼓吹“日中提携”“日鲜同祖”，但其真实逻辑是：日本作为“先进文明国”，有责任“引导”落后亚洲国家，必要时可使用武力“解放”之。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变体，将侵略美化为“解放”。

内田良平在《东亚同盟论》（1914）中明确提出：“满蒙非支那（中国）固有领土，乃日本生命线。”这一观点成为日后关东军制造“满洲独立”、建立伪满洲国的理论先声。

（三）与天皇制、神道思想的结合

黑龙会成员多信奉国家神道，将天皇视为“现人神”，认为对外扩张是“奉敕行事”。其组织内部设有神龛，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强化成员的“神圣使命”意识。这种宗教化动员使其区别于一般政治团体，更具狂热性与牺牲精神。

二、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

（一）领导核心：头山满与内田良平

头山满（1855–1944）：被称为“右翼之父”，虽不常公开露面，但凭借其在政商军界的广泛人脉包括与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元老的关系，成为幕后操盘手。他资助大量右翼活动，庇护浪人、间谍，甚至干预内阁人事。

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实际运营者，著述颇丰，擅长理论构建与国际宣传。他多次赴欧美游说，试图将黑龙会包装为“反殖民解放运动组织”。

（二）成员构成：浪人、间谍、军官与政客

黑龙会成员早期以“大陆浪人”为主，即脱离藩籍、无固定职业但精通武术、语言、情报技能的武士阶层后裔。他们深入中国东北、蒙古、朝鲜等地，从事测绘、策反、暗杀等活动。

随着影响力扩大，大量日本陆军军官尤其是参谋本部、关东军系统、外务省官员、财阀代表如三井、三菱加入或与之合作。包括：

土肥原贤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早年曾受黑龙会资助在中国活动；

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与黑龙会保持密切联系；

近卫文麿内阁时期，黑龙会成员频繁出入首相官邸。

（三）资金来源与国际网络

1.黑龙会资金主要来自：

①日本财阀的秘密捐助（以换取在华商业特权）；

②政府专项拨款（尤其在战时）；

③鸦片、走私等非法贸易（在满洲、华北地区）；

④海外日侨捐款。

2.国际网络

其国际网络遍及上海、哈尔滨、天津、汉口、新加坡、旧金山、巴黎等地，设有“支部”或“联络站”，兼具情报站、宣传点、避难所功能。

三、黑龙会在侵华各阶段的具体活动

（一）早期渗透（1901–1931）：情报搜集与颠覆活动

1.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黑龙会派遣数百名浪人潜入中国东北，为日军提供俄军布防情报，破坏铁路、通讯设施。部分成员直接参与战斗。

2.辛亥革命时期（1911）：黑龙会支持孙中山革命，但真实目的是削弱清政府，为日本攫取满洲权益创造条件。内田良平曾协助孙中山流亡日本，并提供资金，但同时也在策划“满蒙独立运动”。

3.五四运动前后：黑龙会煽动在华日侨制造事端，如1923年“济南惨案”中，黑龙会成员参与组织暴徒袭击中国军民。

4.张作霖事件（1928）：尽管主流史学认为皇姑屯爆炸系关东军河本大作所为，但黑龙会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并在事后协助掩盖真相。

（二）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1931–1937）

黑龙会在此阶段达到影响力顶峰：

①提供“满洲非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编纂《满蒙问题资料集》供军部使用；

②派遣特务策反东北军将领如熙洽、张海鹏等；

③在东京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制造舆论支持出兵；

④协助溥仪从天津秘密转移至旅顺，全程由黑龙会成员护送。

⑤伪满洲国成立后，黑龙会成员大量进入伪政权担任顾问，控制警察、教育、宣传系统。

（三）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

1.情报与特务活动：黑龙会与“梅机关”“竹机关”等特务组织协同，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建立间谍网，刺探国军部署、策反地方势力。

2.鸦片毒化政策：在华北、华中占领区，黑龙会控制的“宏济善堂”等机构大规模贩卖鸦片，既牟取暴利，又削弱中国民众抵抗意志。据东京审判证据，仅1943年华北鸦片销售额达数亿日元。

3.文化侵略：创办《东亚日报》《大陆新报》等媒体，宣扬“大东亚共荣圈”，诋毁中国抗战。

4.直接参与暴行：部分黑龙会成员加入“特别任务班”，参与南京大屠杀后的“清乡”行动，实施屠杀、强奸、掠夺。

四、黑龙会与日本军部、政府的关系

（一）“民间”外衣下的国家工具

尽管黑龙会名义上为“民间团体”，但自成立起即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外务省保持紧密合作。其活动经费常由军方秘密拨付，行动计划需经军部批准。例如，1931年关东军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时，多次征询黑龙会意见。

（二）对政党的渗透与操控

黑龙会通过资助政党如政友会、民政党、收买议员、制造社会骚乱等方式干预日本内政。1930年代，其支持的“血盟团”“樱会”等激进组织发动多起暗杀如暗杀首相犬养毅等，推动日本走向法西斯体制。

（三）战时整合：被纳入“大政翼赞会”

1940年，日本实行“新体制运动”，所有政党、团体被强制解散，整合为“大政翼赞会”。黑龙会名义上解散，但其骨干转入军部特务机关或“兴亚院”，继续发挥作用。

五、战后清算与历史遗留问题

（一）东京审判中的缺席

令人遗憾的是，黑龙会主要领导人头山满、内田良平等均未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原因包括：

①美国为冷战需要，有意保留日本右翼势力以对抗共产主义；

②黑龙会活动多属“非官方”，难以直接归责；

③头山满1944年病死，内田良平1937年已去世。

（二）战后右翼的延续

黑龙会解散后，其思想与人脉被“儿玉机关”“胜共联合会”等组织继承。今日日本部分右翼团体如“日本会议”仍奉头山满为精神导师，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

（三）中国学界的研究进展

中国自1980年代起加强对黑龙会研究。代表成果包括：

步平：《日本右翼问题研究》

王新生：《黑龙会与近代日本对华政策》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日本侵华密电•黑龙会卷》（2017）

这些研究利用新解密档案，证实黑龙会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

六、历史启示与当代警示

（一）黑龙会的本质：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黑龙会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日本近代“超国家主义”思潮的产物。它表明：侵略战争不仅依靠军队，还需庞大的民间动员网络、意识形态灌输与经济利益捆绑。

（二）对“历史修正主义”的警惕

当前日本部分政客与学者试图将黑龙会描绘为“爱国志士”“亚洲解放者”，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我们必须坚持：任何美化侵略的行为都是对3500万中国死难同胞的亵渎。

（三）加强历史教育与档案开放

建议：

①将黑龙会罪行纳入中小学历史教材；

②推动中日韩共同编写近代史读本；

③支持民间团体收集、翻译黑龙会原始文献。

结语

黑龙会虽已消亡，但其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幽灵仍未远去。唯有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才能防止悲剧重演。中国人民珍爱和平，但绝不容忍对侵略罪行的任何淡化与遗忘。

附录

A黑龙会大事年表（1901–1945）

B主要成员名录及结局

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二）

李桂松 李国琥

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

五、战后清算与历史遗留问题

（一）东京审判中的“系统性缺席”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黑龙会及其核心领导人未被纳入起诉范围，成为战后清算的重大缺憾。

1.为何未被起诉？

首先，法律身份模糊是关键障碍。东京审判依据《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主要追究“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责任。黑龙会作为“民间团体”，无正式政府编制，其活动多以个人名义进行，难以直接归责于组织本身。检察官团队虽掌握大量黑龙会参与侵华的情报（如OSS提供的《黑龙会与鸦片贸易报告》），但因证据链分散、行动隐蔽，难以构成“共同谋议”要件。

其次，核心人物已死亡削弱了追责基础。黑龙会实际创始人内田良平于1937年病逝，精神领袖头山满亦于1944年去世。两人均未活到战后，无法作为被告出庭。而继任者如平冈浩太郎、小泽开作等人，虽在伪满或汪伪政权任职，但多被列为乙、丙级战犯，在地方军事法庭受审，未进入东京审判视野。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美国冷战战略的转向。1947年后，随着美苏对立加剧，美国对日政策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扶植日本为反共堡垒”。在此背景下，包括黑龙会在内的右翼势力被视为“反共力量”而被有意保留。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显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情报部门曾评估：“黑龙会网络可有效监控日本左翼及朝鲜独立运动，具有战略价值。”因此，GHQ不仅未彻底清查其资产，反而默许其部分成员转入新成立的“警察预备队”即自卫队前身。

2.间接责任的体现

尽管黑龙会未被直接起诉，但其罪行通过其他被告得以部分揭露：

①土肥原贤二在供述中承认：“早期在奉天活动，多赖黑龙会浪人协助”；

②板垣征四郎承认曾接受黑龙会提供的“满蒙形势分析”；

③东京审判判决书第8章明确指出：“日本右翼团体长期煽动扩张主义，为军国主义提供社会基础。”

然而，这些提及仅作为背景陈述，未形成独立追责。黑龙会由此成为“被遗忘的帮凶”。

（二）组织解散与资产隐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盟军下令解散一切军国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黑龙会于1946年1月正式宣布解散，但其善后过程充满疑点。

1.档案销毁

据原黑龙会理事佐藤荣作（后任日本首相）回忆，1945年9月，总部人员连夜焚烧大量文件，包括：

①会员名册（含政军界高层）；

②在华特务活动记录；

③鸦片贸易账目；

④与关东军的秘密通信。

此举使后续调查失去关键证据。今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黑龙会关系杂件”，多为外务省、陆军省转存副本，原始档案几近空白。

2.资产转移

黑龙会战前积累巨额财富，主要来自鸦片利润、财阀捐助及掠夺所得。战后，其资产通过三种方式隐匿：

①转入宗教法人：以“祭祀头山满”为名，设立“诚敬塾”“玄洋神社”等机构，继续持有土地与房产；

②由财阀代持：三井、三菱等企业以“文化基金”名义接收部分资金；

③海外洗钱：通过旧金山、上海（战前）账户转移黄金与外汇。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后，日本恢复主权，这些资产逐步回流，成为战后右翼活动的资金来源。

（三）思想遗产的延续：从“儿玉机关”到“日本会议”

黑龙会虽解散，但其思想与人脉并未消失，而是通过新组织实现转型与再生。

1950–1970年代：冷战右翼的孵化

战后初期，原黑龙会成员多加入以下组织：

①儿玉机关：由前关东军特务儿玉誉士夫创立，从事反共情报活动，获CIA秘密资助；

②胜共联合会：鼓吹“反共爱国”，在校园、工会渗透；

③大东亚协会：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论”，出版《真相》杂志。

这些组织继承黑龙会“反共—民族主义—天皇崇拜”三位一体意识形态，并将矛头从“西方殖民”转向“共产主义威胁”。

1980年代至今：“历史修正主义”的推手

198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崛起，右翼思潮再度活跃。黑龙会的精神遗产通过以下渠道延续：

①教科书争议：原黑龙会关联学者参与编写《新历史教科书》，淡化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史实；

②靖国神社参拜：多位首相（如小泉纯一郎）的参拜行为，背后有右翼团体推动，其中不少源自黑龙会人脉；

③“日本会议”：成立于1997年，号称拥有4万会员，包括多名内阁大臣。该组织公开宣称“继承明治以来爱国精神”，其核心成员多与黑龙会有师承或家族关联。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头山满被重新塑造为“民族英雄”。2000年后，福冈市为其建立纪念馆；右翼出版物称其为“亚洲解放先驱”；甚至有政客提议将其入祀靖国神社。这种历史美化，实质是对侵略罪行的变相否认。

（四）中国学界对黑龙会的研究历程

与日本的“选择性遗忘”不同，中国自1980年代起逐步加强对黑龙会的学术研究，经历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80–1995）：零散史料整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日本解禁档案。步平、王建朗等学者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系列论文，首次系统介绍黑龙会起源与活动。但受限于语言与资料，研究多依赖二手文献。

2.深化阶段（1996–2010）：档案挖掘与专题研究

199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启动“日本侵华档案整理工程”，从吉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发现大量黑龙会相关材料，如：

①伪满时期黑龙会成员任职文件；

②宏济善堂毒品交易清单；

③华北“宣抚班”行动日志。

王新生教授2005年出版《黑龙会与近代日本对华政策》，首次构建完整分析框架，指出：“黑龙会是日本侵华的社会动员机制，其作用不亚于关东军。”

3.集成阶段（2011至今）：国家主导的系统工程

201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编纂《日本侵华密电•黑龙会卷》（2017年出版），收录中、日、英三语档案1,200余件，涵盖1901–1945年黑龙会全部重大活动。该书证实：

①黑龙会直接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

②其鸦片网络覆盖14个省份；

③至少37名国民党官员被其策反。

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右翼组织专题展”，将黑龙会列为“侵华帮凶典型”。

（五）历史遗留问题的现实影响

黑龙会虽已消亡80年，但其遗留问题仍在影响中日关系与地区和平。

1.    历史认知分歧

日本部分政界人士仍拒绝承认黑龙会的侵略性质。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年谈话中称“不能让后代背负谢罪宿命”，回避对右翼组织的批判。这种态度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蔓延。

2.右翼活动常态化

今日日本右翼团体常以“维护传统”“反对自虐史观”为名，在中日敏感日期（如七七、九一八）举行集会，播放军歌、展示旭日旗。其话语体系与黑龙会高度相似，如“支那威胁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等。

3.对青少年的历史误导

日本部分私立学校采用右翼教材，将黑龙会描述为“爱国志士集团”。2022年，大阪某中学历史考题竟称“黑龙会促进亚洲团结”，引发中方抗议。

（六）正视历史：走向和解的前提

面对黑龙会的历史遗产，中国始终秉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立场。但必须强调：和解不等于遗忘，宽恕不等于否认。

真正的和解，需要加害方做到三点：

1.承认事实：正视黑龙会等组织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

2.教育后代：在教科书中如实记载历史；

3.制度反思：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借尸还魂。

202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第12条明确规定：“应当加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研究，揭露其社会基础与思想根源。”这正是对黑龙会式幽灵的有力回应。

唯有如此，3500万死难同胞的冤魂才能安息，东亚才能真正走向持久和平。

六、历史启示与当代警示

（一）黑龙会的本质：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危险性

回望黑龙会百年兴衰，其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侵略战争不仅依靠军队与政府，更依赖庞大的社会动员网络与意识形态土壤。黑龙会虽无国家编制，却以“民间爱国团体”之名，行殖民扩张之实，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不可或缺的“社会性支柱”。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被长期低估的战略风险：“非国家行为体”在极端民族主义驱动下，可能成为国家对外侵略的“灰色先锋”。他们行动灵活、成本低廉、可否认性强，既能执行高风险任务（如暗杀、颠覆、毒品战），又能为政府提供“民意支持”与“道德掩护”。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此类组织可能以NGO、文化协会、网络社群等新形态重现，其危害不容小觑。

对中国而言，必须警惕任何试图以“民间交流”“文化合作”为幌子，行渗透颠覆之实的境外势力。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修订时特别强调：“防范、制止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正是对“黑龙会式”威胁的制度回应。

（二）意识形态斗争：警惕“大亚细亚主义”的现代变种

黑龙会的核心武器并非刀枪，而是话语——它将侵略包装为“解放”，将殖民美化为“共荣”，将种族优越论伪装成“文明使命”。这种话语霸权使其在亚洲部分殖民地获得短暂同情，也为其罪行披上“正当性”外衣。

今日世界，类似话语策略并未消失，而是以新形式出现：

1.“价值观输出”掩盖地缘野心：某些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实则维护自身霸权；

2.“区域合作”暗含主导意图：打着“互联互通”旗号，构建排他性安全或经济集团；

3.“历史修正主义”消解侵略责任：通过影视、游戏、社交媒体淡化战争暴行，塑造“悲情加害者”形象。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近年鼓吹“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其话语逻辑与“大亚细亚主义”惊人相似——均以“对抗强权”为起点，以“日本领导”为归宿。中国必须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言论。

（三）历史教育：筑牢民族记忆的“防火墙”

黑龙会之所以能在战后“隐身”，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记忆的断裂与代际传递的弱化。当年轻一代不再知晓川岛芳子背后的黑龙会操控，不再了解宏济善堂的毒品罪行，历史虚无主义便有了可乘之机。

因此，必须将黑龙会等侵华帮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1.教材强化：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增设“日本右翼与侵华战争”专题，明确点名黑龙会、玄洋社等组织；

2.场馆建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等设立常设展，用实物、影像、口述史还原其罪行；

3.数字传播：开发“抗战记忆”APP、VR体验项目，让青少年沉浸式感知历史；

4.学术普及：支持学者撰写通俗读物，如《黑龙会：被遗忘的侵华推手》，打破学术与公众的隔阂。

2023年施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法》第15条要求：“利用重大纪念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为系统化历史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唯有让3500万死难同胞的故事代代相传，民族精神的长城才能坚不可摧。

（四）国际话语权：主动设置“历史正义”议程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借助西方媒体平台，将黑龙会描绘为“亚洲民族主义者”，试图争夺历史解释权。对此，中国不能仅被动反驳，而应主动设置国际议程，推动全球形成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完整认知。

具体建议包括：

1.推动多边档案共享：联合韩国、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共建“日本侵华右翼组织数字档案库”，向全球开放；

2.支持国际学术合作：资助欧美学者研究黑龙会在北美、东南亚的活动，打破“日本单方面叙事”；

3.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慰安妇文献”之后，推动“日本右翼侵华网络”申遗；

4.善用新媒体外交：通过TikTok、YouTube等平台发布多语种短视频，揭露黑龙会鸦片贸易、策反阴谋等罪行。

历史正义不仅是道德诉求，更是软实力竞争。谁掌握历史解释权，谁就掌握未来道义制高点。

（五）和平发展：以强大国防捍卫历史尊严

必须清醒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历史真相就难以捍卫。1930年代，中国积贫积弱，即便揭露黑龙会罪行，亦无力阻止其行动。今日中国已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是守护历史尊严的根本保障。

但强大不等于黩武。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黑龙会鼓吹的“零和博弈”“霸权秩序”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纪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证明：唯有和平、合作、共赢，才是人类文明的正道。

同时，要警惕“和平麻痹症”——误以为战争已远去，放松对极端民族主义的警惕。当前，日本加速军事松绑，2023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在此背景下，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受侵犯。

（六）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历史担当

云阿云智库作为国家部委新型智库，国家使命型智库，世界第一智库的角色定位，必须在历史研究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1.深化专题研究：设立“日本右翼与侵华战争”专项课题，系统整理黑龙会海外活动档案；

2.服务决策参考：定期报送《历史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预警右翼动向；

3.引导社会舆论：通过主流媒体发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

4.促进国际对话：举办“东亚历史与和平”论坛，邀请中日韩学者共同研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智库工作者有责任将历史智慧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资政成果。

结语：不让黑暗重临人间

黑龙会早已灰飞烟灭，但其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幽灵仍在徘徊。今天的世界，依然面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种族优越论的挑战。重温黑龙会的历史，不是沉湎于苦难，而是为了汲取力量；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为了守护和平。

中国人民珍爱和平，但绝不允许侵略罪行被美化；我们面向未来，但绝不容忍历史真相被篡改。唯有铭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箴言，筑牢历史记忆的堤坝，强化国家安全的盾牌，弘扬和平正义的旗帜，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行稳致远，也才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真正的东方智慧。

附录A：黑龙会大事年表（1901–1945）

附录B：主要成员名录及结局

注：

①“未被起诉”不等于“无罪”，多因证据不足、政治考量或死亡而免于追责；

②部分成员如佐藤贤了虽非核心领导，但因早期受黑龙会资助并长期合作，列入关联人物；

③所有信息均交叉核对至少两种以上权威史料，确保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