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工程与美国军工复合体构建策略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霸权路径课题组

编者按：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明确提出。他在演讲中警告："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获得不正当的影响力"。艾森豪威尔所指的军工复合体，是指由美国军方、国防部、军工企业、国会以及科研机构等组成的巨大利益网络，这个网络通过持续的战争准备和武器研发制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利益循环。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社会对军事与经济结合体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全文13978字，由云阿云智库•霸权路径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美国霸权工程与美国军工复合体构建策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历史演变与结构特征：介绍军工复合体的概念起源、历史发展及核心结构，使用表格对比不同时期的形态特征。

二、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政治运作机制与利益输送网络：分析政治游说、选举献金、人事旋转门等机制，说明利益分配和决策影响过程。

四、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经济影响与产业发展规律：探讨军工经济规模、产业链分布、区域集聚效应等，使用表格展示经济影响维度。

五、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技术演进与战略调整：分析技术创新模式、战略规划调整和采购制度演变，说明技术发展与战略需求的关系。

六、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全球影响与地缘政治博弈：研究武器出口、军事合作、战略制造危机等全球扩张手段，使用表格分类地缘政治影响。

七、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潜在风险：评估预算约束、技术竞争、地缘政治变化等挑战，分析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八、美国军工复合体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总结中国可从美国经验中学习的教训，涵盖军民融合、监管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

美国霸权工程与美国军工复合体构建策略报告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0月11日星期六

导读：军工复合体通过影响和塑造战略叙事，为维持高额国防开支创造战略理由。通过智库、媒体关系和学术资助，军工复合体积极参与到国家安全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强调美国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从而为维持和增加军事预算提供理由。

一、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历史演变与结构特征

（一）概念起源与理论基础

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明确提出。他在演讲中警告："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获得不正当的影响力"艾森豪威尔所指的军工复合体，是指由美国军方、国防部、军工企业、国会以及科研机构等组成的巨大利益网络，这个网络通过持续的战争准备和武器研发制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利益循环。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社会对军事与经济结合体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

军工复合体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公共选择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官僚机构、立法者和利益集团会形成所谓的"铁三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府机构、国会委员会和利益集团相互支持，共同制定有利于特定群体的政策。在军工复合体这一"铁三角"结构中，美国国会通过增加国防开支为选区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国防部依赖私营承包商提供先进武器系统以维持军事优势；而军工企业则通过政治捐款和游说活动回报支持其利益的政客。这种关系不仅扭曲了联邦预算分配优先级，还导致军事开支常常优先于教育、医疗等社会需求。

（二）历史发展阶段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二战至冷战初期） 是军工复合体的形成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庞大的军工生产能力被全面激活，战争结束后，原本庞大的军工生产能力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冷战铁幕的落下为军工复合体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战略理由，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确立了美国国防体制的基本框架，也为军工复合体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冷战期间） 是军工复合体的巩固期。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全球对峙状态为军工复合体提供了持续发展的战略环境。这一时期，美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核武库，发展了全球领先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军工企业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在冷战高峰期，美国国防开支占联邦政府支出的比例超过50%，占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6%以上。军工企业如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在这个时期迅速壮大，形成了集中的市场结构。

第三阶段（后冷战时代至9.11事件前） 是军工复合体的调整期。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传统战略对手，国防预算一度被削减。军工企业为应对这一变化，掀起了兼并重组浪潮，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并推动军事技术向民用领域转化。1993年，中国实施"军转民"战略，将三分之二的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而美国军工企业则通过技术创新和国际市场扩张维持其生存空间。

第四阶段（9.11事件至今） 是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与转型期。恐怖袭击为军工复合体提供了新的战略理由，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国防开支大幅增加。同时，随着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美国开始强调"大国竞争"，国防战略重点从反恐重新转向国家间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预算持续增长，到2026财年已达到1.01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一时期，军工复合体的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航空巨头逐渐让位给硅谷科技新贵，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无人机技术成为现代战争的新前沿。

（三）核心结构与组成要素

当代美国军工复合体已发展成为一个跨国家、跨行业的复杂网络，其核心结构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国防部及军方

国防部及军方作为需求方和采购方，负责制定军事需求、提出预算申请和管理武器采购项目。国防部通过其庞大的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体系，与军工企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国防部还通过成立国防创新单元（DIU）等方式，加强与科技企业的合作。据统计，2016年至2022年，DIU向320多家初创公司提供了12亿美元的合同。

2.军工企业

军工企业作为供应方，包括主承包商、分包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美国军工行业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五大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和雷神技术——占据了国防合同的大部分份额。这些企业不仅提供武器系统，还日益深入到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和情报分析等核心军事职能中。

3.国会与行政系统

国会与行政系统作为预算审批与政策制定者，在军工复合体中扮演关键角色。国会负责审批国防预算，并通过立法影响国防政策。军工企业则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活动影响国会决策。据统计，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在过去8年间向国会议员的政治捐款超过8700万美元。此外，行政系统内的重要职位，如国防部长、副部长等，往往由与军工企业关系密切的人士出任，形成了所谓的"旋转门"现象。

4.科研与智库机构

科研与智库机构作为思想库与技术源，为军工复合体提供战略理论和技术创新。包括联邦资助的研发中心、大学研究机构和战略智库等，这些机构不仅为军工复合体提供技术创新，还通过战略研究和政策分析，塑造有利于军工复合体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叙事。

表：美国军工复合体核心结构组成与功能

二、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政治运作机制与利益输送网络

（一）政治游说与选举献金

美国军工复合体通过系统化的政治游说和战略性选举献金，深刻影响着美国国防政策和预算分配。根据公开数据，主要军工企业每年在游说上的投入超过2000万美元。这些游说活动主要由专业游说公司、军工企业内部的政府关系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如美国国防工业协会）负责实施。游说的主要目标包括：影响国防授权法案和拨款法案的制定，推动有利于军工企业的采购政策，以及支持新型武器系统的研发和采购。

军工企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向国会议员提供大量选举献金，特别是那些在军事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等关键职位上的议员。这种政治献金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高度针对性地流向对国防预算有影响力的议员。例如，F-35战斗机项目虽因成本超支和性能问题饱受诟病，但在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的游说下，仍然能获得持续拨款。政治献金的方式确保了军工复合体在国会中拥有强大的代言人队伍，这些议员会在审议国防预算时为军工企业争取利益。

军工复合体还通过议题广告和基层动员等方式影响公共舆论。它们常常与地方媒体合作，强调国防项目对当地就业和经济的重要性，从而借助草根压力影响政策制定。例如，当国防部考虑关闭某个军事基地或削减某一武器项目时，受影响的地区和州往往会爆发抗议活动，这些活动背后常有军工企业的支持和引导。

（二）人事旋转门机制

"旋转门"（Revolving Door）是军工复合体维系其政治影响力的核心机制之一。这一机制指的是个人在国防部门、军工企业和游说机构之间的角色转换。高级军事官员、国防部文职官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在离开公职后，经常被军工企业高薪聘请担任高管或顾问；反之，军工企业的高管也常被任命到国防部门的关键职位。

旋转门机制的存在使得军工复合体内部形成了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共享的价值观念，导致国防政策制定过程中难以保持中立和客观。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曾是雷神公司的资深游说员。这种人事交流虽然不被法律禁止，但确实引发了关于利益冲突的严重关切。国防部门的官员在制定武器需求或采购政策时，可能会考虑到自己未来在军工企业的就业前景，从而导致决策向企业利益倾斜。

旋转门现象在国会同样普遍。许多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资深助手离职后加入军工企业的游说团队，他们利用自己在国会的人脉和立法程序知识，为客户争取国防合同和有利政策。这种基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使得军工复合体能够深入影响国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

（三）战略叙事与威胁建构

军工复合体通过影响和塑造战略叙事，为维持高额国防开支创造战略理由。通过智库、媒体关系和学术资助，军工复合体积极参与到国家安全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强调美国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从而为维持和增加军事预算提供理由。

在冷战结束后，军工复合体一度面临"和平红利"的压力，但通过推动新威胁叙事成功扭转了局面。先是强调地区冲突和"无赖国家"的威胁，随后又聚焦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军工复合体又开始强调"大国竞争"回归和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

特朗普政府时期，国防战略正式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这为新一轮军事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国防部在2026财年预算申请文件中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重建美国军队——而且是快速重建'，并将'明智地'使用每一块钱，用于提升'杀伤力和战备能力'"。这种战略转向与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高度契合，导致美国国防预算在已经极高的基础上再度大幅增长。

（四）利益分配与决策影响

军工复合体通过精妙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国防合同带来的经济利益在关键地区和国会选区之间广泛分布，从而构建跨党派的政治支持基础。主要武器系统的生产被有意分散到多个关键州和国会选区，使得削减国防预算面临来自两党议员的共同阻力。

例如，F-35战斗机的生产分布在全美45个州，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这种地理上的广泛分布使得即使是不支持高军费的议员，也难以投票反对能为自己选区带来就业和经济效益的国防项目。军工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利益与地方经济和就业绑定，从而获得了稳固的政治保护。

军工复合体还通过影响军事需求定义和技术标准制定，塑造国防采购的方向。通过参与国防部的各种咨询委员会和技术标准工作组，军工企业能够确保国防部的需求定义与自身技术能力和产品路线图相一致。这种前端的影响比后续的游说更加有效，因为它能在需求形成阶段就锁定特定的解决方案和供应商。

三、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经济影响与产业发展规律

（一）军工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

美国军工产业规模巨大，已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财年，美国国防预算申请额达到1.01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约1100亿美元，增幅超过13%。这一数字占联邦可自由支配预算的比例从2024财年的47%升至2026财年的57%，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安全大于民生"的战略选择。

军工经济不仅包括直接的国防预算，还包括衍生的经济活动和技术外溢效应。根据不同机构的估算，美国军工复合体对美国GDP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在3-5%之间。军工产业还是美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航空航天、造船、电子和通信设备等高端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军工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特征。位于顶端的是少数主承包商（prime contractors），它们负责武器系统的总体设计和集成；中间层是数百家分系统供应商，提供发动机、电子设备、武器站等关键分系统；底层则是数千家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提供从螺丝钉到特殊材料的各种基础产品。这种分层结构使得小型和中型企业也能参与到军工产业链中，但大部分利润流向了顶端的少数主承包商。

（二）产业链分布与区域集聚效应

美国军工产业在地理上形成了多个产业集群区域，这些区域与政治势力分布有着密切关系。主要的军工集群包括：南部的"国防走廊"（弗吉尼亚、阿拉巴马、佐治亚），西部的航空航天集群（加利福尼亚、华盛顿），以及东北部的电子和潜艇制造集群（康涅狄格、罗德岛）。

这些产业集群的形成既有历史偶然因素，也受到政治决策的强烈影响。国防设施的选址和武器项目的分配常常受到政治考量影响，国会议员们会极力为自家选区争取国防项目和经费。例如，弗吉尼亚州拥有全美最多的国防设施，与其在国会中拥有多位有影响力的议员密不可分。

军工产业集群产生了显著的区域经济效应。围绕主要国防设施和军工企业，形成了包括研发机构、测试场地、培训机构和支持服务在内的完整生态系统。这些产业集群不仅创造了大量高薪工作岗位，还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推动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崛起，就与国防部的研发投入和采购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三）技术创新与军民融合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国防部通过研发预算和先期概念验证项目，为高风险技术开发提供资金支持。2026财年，美国国防部计划投入1700多亿美元开展研发、测试和评估活动，比2024财年增加20%以上。这些投入覆盖了从基础研究到先进技术开发的完整创新链条。

国防部的研发投入催生了许多革命性技术，包括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GPS）、半导体和无人机等。这些技术最初是为军事目的开发的，但后来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军工复合体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技术孵化器的角色，通过军事需求为高风险技术提供初始市场和研发资金。

近年来，美国军工复合体出现了"硅谷化"趋势。传统的航空巨头正逐渐让位给硅谷科技新贵，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无人机技术成为现代战争的新前沿。帕兰提尔公司（Palantir）通过大数据分析成为五角大楼的情报支柱，其市值达到2200亿美元，达到洛克希德•马丁与波音市值的总和。Anduril则凭借自主无人机和AI技术，赢得了协作作战飞机的原型合同，标志着科技公司正式跻身军工核心圈。

（四）就业创造与技能培养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高技能就业的重要来源。根据不同统计口径，军工复合体直接和间接支持的就业岗位在200万至350万之间。这些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薪酬水平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军工复合体还通过培训和教育项目，为美国培养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主要军工企业都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研究、课程设计和实习项目，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方向。这种产学合作为军工复合体提供了稳定的人才供应，同时也塑造了美国的工程技术教育体系。

然而，军工复合体对人力资源的吸纳也产生了机会成本问题。大量科技人才被吸引到军工领域，可能减少民用部门的人才供给，从而对民用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升产生负面影响。这种人才配置是否最优，是美国产业政策辩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经济影响维度

四、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技术演进与战略调整

（一）技术创新模式与研发体系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技术创新模式经历了从线性模型向网络化创新的演变。在冷战期间，军工技术创新主要遵循"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测试评估"的线性过程，国防部通过大量研发合同引导技术发展方向。这种模式在核武器、喷气式飞机和导弹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功，但也被批评为效率低下和缺乏灵活性。

冷战后，军工复合体逐步转向更加开放和网络化的创新模式。国防部通过"国防创新单元"（DIU）等项目，主动对接商业科技公司，寻求将民用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这种新模式承认了商业技术创新已在许多领域超越军事专用技术的事实，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通用技术领域。

美国军工研发体系呈现出多层次、多主体的特点。位于顶层的是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专注于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性技术研究；各军种的研究实验室（如空军研究实验室、陆军研究实验室）则专注于军种特定的应用技术；联邦资助的研发中心（FFRDCs）和大学附属研究中心（UARCs）提供独立的技术分析和系统工程技术支持；而军工企业的研发部门则专注于产品开发和系统集成。

近年来，军工研发体系面临商业技术挑战。随着民用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自主系统等领域取得领先，传统军工企业在某些技术领域已不再是技术领导者。为应对这一挑战，国防部正试图通过"联合人工智能中心"、"软件工厂"等新型组织，加快采纳商业技术节奏，但军事采购规章和企业文化的差异使这一转型面临重重障碍。

（二）战略规划与需求定义

美国军工复合体通过战略规划文件和需求定义流程，引导技术发展和武器采购方向。国防部定期发布《国防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和《国防规划指南》等文件，阐述安全环境评估和战略重点。各军种则根据这些战略指导，制定装备发展路线图，如《空军科技战略》、《海军导航计划》等，具体规划未来数十年的能力需求和技术方向。

在需求定义方面，美军通过联合作战需求和能力缺口分析，确定新型武器系统的性能指标。这一过程理论上应以作战需求为驱动，但实际上常受技术可行性和预算约束的影响。军工企业通过参与各种研究小组和工业协会，能够提前了解军方的需求方向，从而调整自身技术路线图和产品规划。

近年来，美军需求定义过程出现了向快速迭代和模块化开放系统架构转变的趋势。为应对商业技术快速迭代的挑战，国防部开始采用"DevSecOps"（开发、安全、运营一体化）和模块化开放系统方法，旨在提高武器系统软件更新速度和硬件升级灵活性。这一转变对传统军工企业的业务模式构成了挑战，却为敏捷的科技初创公司提供了机遇。

（三）采购制度与项目管理

美国国防采购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但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问题依然普遍。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评估，多数大型国防项目都存在成本增加和交付延迟问题。F-35战斗机项目就是典型案例，其研发成本比最初计划超出70%，交付时间也比原计划推迟多年。

国防采购主要采用"成本加成"（cost-plus）和"固定价格"（fixed-price）两种合同形式。成本加成合同将成本超支风险转移给政府，而固定价格合同则将风险转移给承包商。在技术不确定性高的研发阶段多采用成本加成合同，而在技术成熟的生产阶段则更多采用固定价格合同。

为应对采购效率低下的问题，国防部近年来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简化采购流程、扩大中层采购授权和增加原型项目使用等。这些改革旨在缩短从需求提出到装备部署的周期，确保美军能更快获得新技术。然而，文化惯性和制度阻力使这些改革措施难以全面落实。

（四）型武器项目分析：从F-35到F-47

F-35闪电II战斗机是理解当代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典型案例。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武器项目，F-35的研发和采购成本预计将超过1.7万亿美元（全生命周期成本）。F-35项目采用"一机三型"设计，试图为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提供通用平台，但这种设计妥协导致飞机超重、结构复杂和性能折衷。

尽管F-35存在诸多技术问题和成本超支，但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有效游说和政治运作下，项目持续获得国会拨款。F-35的生产分布在全国45个州，创造了约12.5万个工作岗位，这种广泛的地理分布为其建立了稳固的政治支持基础。F-35案例展示了军工复合体如何通过政治捆绑和经济依赖，使即使问题重重的项目也能持续获得资金。

相比之下，F-47第六代战斗机项目反映了军工复合体的新动向。F-47被定义为"第六代空中优势战机"，计划于2028年首飞。然而，与F-22和F-35相比，F-47的存在感主要靠文字描述，缺乏实物佐证。其单价预估高达3亿美元，是F-22的两倍、F-35的三倍。

F-47的复活时机耐人寻味。特朗普在大选关键期宣布选择波音作为主承包商，项目重启紧随其胜选。这不是巧合，而是美国"军工-政治"共生体系的常规操作。F-47项目重启本质上是军工集团通过"绑定国家安全"获取长期订单的政治操作。同时，F-47也反映了美军对"大国竞争"背景下空中优势的焦虑，以及对有人-无人协同、人工智能空战等新型作战概念的探索。

五、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全球影响与地缘政治博弈

（一）武器出口与军事合作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其武器出口占全球的近40%。武器出口不仅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美国实施外交政策和塑造安全环境的重要工具。主要武器出口对象包括日本、印度、沙特等传统盟友，而新兴市场如越南和菲律宾也在美国的游说下加大了采购力度。

美国武器出口不仅包括成品装备，还越来越多的涉及技术转让和合作生产。通过"对外军事销售"（FMS）和"直接商业销售"（DCS）等程序，美国军工企业与他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往往超出单纯买卖关系，涉及培训、维护和升级等全生命周期支持。近年来，美国还通过"奥库斯"（AUKUS）等新型安全伙伴关系，与盟友深化国防工业合作。

武器出口与军事合作成为美国地缘战略的重要实施手段。通过向特定地区和国家提供武器，美国能够增强盟友的防御能力，平衡地区力量对比，并获取军事准入和情报共享等战略回报。然而，过度依赖武器出口作为外交工具也可能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反而损害长期安全利益。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印度与俄罗斯的武器交易因美国制裁受阻，促使其转向美国供应商，但这并未缓解南亚的紧张局势。相反，巴基斯坦随即也加大了军事采购，导致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

（二）联盟体系与合作伙伴

美国通过联盟体系和合作伙伴网络，将众多国家纳入由其主导的安全秩序中，这也为军工复合体创造了稳定的国际市场。北约是美国联盟体系的核心，特朗普政府虽对北约多有批评，但仍坚持要求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大量采购美国武器。在2025年举行的北约海牙峰会上，特朗普政府强迫北约盟友将军费开支水平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约2%大幅提升至5%。

在印太地区，美国通过双边同盟（如美日、美韩同盟）和多边伙伴关系（如四方安全对话），构建遏制中国的战略网络。这些安全合作往往伴随着大量武器销售和军事技术合作，为美国军工企业打开了市场。例如，美国已向日本出售F-35战斗机和"陆基宙斯盾"系统，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通过AUKUS），并向印度提供无人机和反潜装备。

美国军工复合体还通过联合演习和训练项目，塑造他国军事需求和装备标准。通过与他国军队的互动，美国军工复合体能够了解潜在市场需求，并影响他国军队的作战概念和装备选择，从而为美国武器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三）战略制造与危机利用

军工复合体具有内在的制造战略危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影响情报评估和战略分析，军工复合体能够夸大特定国家的军事威胁，从而为增加国防预算和武器销售创造理由。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常被军工复合体及其盟友夸大，以证明美国需要投入巨资发展新一代军事能力。

军工复合体还善于利用国际危机推动特定武器项目的采购。乌克兰危机就被用来证明增加欧洲驻军、向盟友出售武器和升级核武库的必要性；台海紧张局势则被用来论证加强太平洋军力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紧迫性。这种危机利用能力使军工复合体即使在财政紧缩时期也能保护核心项目免受削减。

军工复合体通过参与战争规划和作战概念开发，影响美军力量结构和装备需求。通过参与国防部的各种战争模拟和兵棋推演，军工企业能够确保未来的作战概念与其产品路线图相一致。例如，"空海一体战"概念催生了对远程打击武器和太空系统的需求；而"分布式作战"概念则推动了对小型、网络化平台的需求。

（四）全球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全球扩张行为加剧了全球军备竞赛，导致国际安全环境恶化。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从1.74万亿美元增至2.72万亿美元，美国是背后最重要的助推因素。军费增长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也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挤占了这些国家本可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资源。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活动还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当美国向某一地区出售先进武器时，往往会引发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担忧，导致它们也增加军备采购，从而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中东地区就是典型例子，美国向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家大量出售武器，引发伊朗及其盟友的担忧，导致该地区军备水平不断攀升。

更严重的是，军工复合体可能通过影响政策，阻碍外交解决和冲突降级的机会。由于战争和军事对峙状态有利于武器销售和预算增加，军工复合体有动机夸大军事解决方案的有效性，贬低外交努力的价值。这种倾向可能导致美国过度依赖军事手段应对国际挑战，忽视外交和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全球影响与地缘政治效应

六、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潜在风险

（一）预算约束与财政可持续性

尽管美国国防预算持续增长，但军工复合体仍面临长期的预算约束和财政可持续性挑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超过36万亿美元，利息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比例不断上升，这种财政压力最终将迫使政府审视国防开支的可持续性。拜登在其告别演讲中，首次公开警告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形成的"科工复合体"，表达了对科技企业介入军工产业的担忧。

武器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日益成为财政负担。新一代武器系统如F-35战斗机、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和B-21轰炸机的采购成本惊人，但其运行维护成本更是数倍于采购成本。这些长期成本承诺限制了国防预算的灵活性，可能导致未来兵力结构失衡——美国可能买得起先进武器，却用不起足够数量的它们。

国防预算的分配也面临内部竞争压力。人员开支、运维费用和采购支出之间的平衡越来越难维持。随着军人工资和医疗保障成本上升，以及老旧装备维护费用增加，可用于新武器采购的比例受到挤压。这种内部竞争可能导致美军陷入"装备老化"与"采购数量不足"的双重困境。

（二）技术竞争与创新挑战

美国军工复合体面临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高超音速、定向能和量子技术等新兴领域。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快速进步挑战了美国的传统技术优势。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花的钱比中国只多不少，但中国已经实现全平台化部署，美国却仍在测试阶段挣扎。

军工复合体还面临创新范式转变的挑战。传统国防研发周期长、风险高、流程繁琐的模式，难以适应商业技术快速迭代的节奏。科技初创公司如Anduril和Palantir通过敏捷开发和快速原型法，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提供军事能力，挑战传统军工企业的业务模式。

供应链安全和制造基础也是军工复合体的脆弱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依赖全球供应链，特别是稀土元素和先进电子元件等关键材料。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可能中断这些供应链，影响武器生产。同时，美国制造业外流导致某些国防专用的生产能力萎缩，如铸造、锻造和精密加工等领域。

（三）政治分化与战略不确定性

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对军工复合体构成挑战。虽然国防预算通常能获得两党支持，但极化政治导致预算程序失常，政府停摆和持续决议案成为常态，影响国防项目的规划和执行。政治分化还导致关键行政职位空缺时间延长，决策效率下降。

战略不确定性是军工复合体面临的另一挑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大国竞争"、"反恐"和"其他安全挑战"之间的优先顺序不断调整，导致需求信号混乱。国防规划者不得不在准备当前冲突与投资未来能力之间艰难平衡，这种平衡往往受到政治周期和舆论环境的影响。

美国与盟友关系的波动也带来战略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对多边机制的怀疑态度，引发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如果美国联盟体系弱化，可能减少武器合作和联合研发机会，增加美国防务成本。2025年3月，欧盟宣布投入1500亿欧元打造自主国防工业，明确将美国公司排除在主要合同之外。

（四）伦理风险与民主治理挑战

军工复合体的扩张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风险。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挑战了传统战争伦理和法律责任框架；私营军事公司的兴起模糊了国家暴力和私人暴力的界限；大规模监控技术的出口可能被用于压制人权和自由。这些伦理问题不仅引起道德关切，还可能损害美国的软实力和全球领导地位。

军工复合体对民主治理的挑战也不容忽视。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的"军工复合体获得不正当影响力"的风险在当今依然存在。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活动和旋转门，军工复合体能够扭曲政策过程，使国家安全政策偏离公共利益，转向特殊集团利益。

更值得警惕的是，军工复合体可能通过影响情报评估和威胁分析，推动美国采取过度军事化的外交政策。有研究表明，与军工复合体有联系的智库和专家更倾向于支持军事干预和武器扩散，这种倾向可能限制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空间，使美国过度依赖军事手段解决国际问题。

七、美国军工复合体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优化

中国可以从美国军工复合体发展中汲取经验，优化自身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美国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军民融合需要平衡安全保密与技术流动之间的关系，既保护军事机密，又促进军民两用技术的双向转移。中国于2017年成立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统筹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但在机制设计和实施层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中国可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模式，建立更加敏捷高效的国防创新体系。DARPA采用扁平化管理、项目经理负责制和风险容忍度高的资助模式，成功催生了互联网、GPS和隐身技术等突破性创新。中国可通过设立类似机构，吸引顶尖科技人才参与国防创新，提高国防研发效率。

中国还应学习美国在小企业创新支持方面的经验。美国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移"（STTR）计划，为科技初创公司参与国防研发提供资金和机会。中国可建立类似机制，打破传统军工集团的垄断，激发更广泛创新生态系统的活力。

（二）国防工业治理与监管机制

中国需要建立更加现代化的国防工业治理和监管机制，防范类似美国军工复合体出现的负面影响。这包括完善国防采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防止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建立科学的成本评估和绩效评估体系，控制武器项目成本和进度；设立严格的利益冲突规则，限制国防官员与军工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

中国还可借鉴美国在国防工业基础评估和供应链韧性建设方面的经验。美国定期对国防工业基础进行全面评估，识别薄弱环节和单一点故障，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供应链安全。中国可建立类似的评估和强化机制，确保关键国防材料的自主可控和供应链的韧性。

在武器出口控制方面，中国需要建立更加严谨和负责任的政策框架。美国的经验表明，武器出口既是地缘政治工具，也是道德责任。中国应发展符合国际规范和责任的武器出口管制体系，防止武器流入冲突地区或用于侵犯人权，这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三）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美国军工复合体推动科技创新的经验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可学习美国将国防需求作为技术创新驱动力的模式，通过重大国防项目带动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特别是在航空航天、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国防需求可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动力和初始市场。

中国还应借鉴美国国防研发投入的战略布局。美国国防研发预算既支持近期技术成熟化，也投资长远基础研究，形成梯次衔接的技术储备。中国可优化国防研发投入结构，增加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支持，避免因追求短期成果而忽视长期技术积累。

在武器装备创新方面，中国可学习美国的"体系对抗"思维和网络中心战理念，不再仅仅追求单个武器平台的性能优势，而是注重构建协同作战体系。通过发展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侦察、网络电磁对抗等系统能力，提升整体作战效能。中国已在这一方向取得进展，但仍有提升空间。

（四）战略安全与危机管控

美国军工复合体与战略安全的关系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需要保持足够的国防能力，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但应避免陷入过度军事化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国防政策应坚持防御性基调，避免跟随美国步伐进入全球军备竞赛，这既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在危机管控方面，中国可从美国经验中学习如何平衡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美国军工复合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确实存在，但过度扩张也会产生挤出效应和机会成本。中国应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原则，确保国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最后，中国可从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全球影响中认识到军事力量使用的局限性。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并未能实现所有政治目标，有时甚至因过度依赖军事手段而陷入战略困境。中国应坚持政治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将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和平的最后手段，这既符合中国的战略文化，也符合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现实。

结论

美国军工复合体作为一个由军方、军工企业、国会和智库等组成的庞大利益网络，已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通过政治游说、旋转门机制和战略叙事塑造，军工复合体能够确保巨额国防预算的持续投入，推动武器系统的研发和采购，并创造庞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军工复合体也面临预算压力、技术竞争、政治分化和伦理质疑等挑战。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历程和运作机制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应继续优化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完善国防工业治理体系，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并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通过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中国可建立更加高效、创新和负责任的国防工业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在日益多极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各国都需要反思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平衡国防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陷入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对话合作、建立互信和共同安全，国际社会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