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工程之"人类基因组计划”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霸权路径课题组

编者按：人类基因组计划被宣传为一个全球合作的科学典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国科学家共同参与了这一宏伟工程。然而，在这一国际合作表象之下，隐藏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不平等权力结构。美国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确保了自身在计划中的核心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在不同的从属位置上支持了这一霸权结构的运转。全文18615字，由云阿云智库•霸权路径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美国霸权工程之"人类基因组计划"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生命的天书与国家的野心：介绍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背景、意义及其与美国霸权的关系，提出分析框架。

二、历史渊源与战略动机：使用文字和表格分析美国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深层战略考量，包括科学霸权、经济竞争和伦理布局。

三、实施机制与霸权手段：通过文字和表格探讨美国通过技术路线、数据控制和国际规则主导计划的实施机制。

四、公私竞争与知识垄断：分析公私营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揭示知识垄断的实质和影响。

五、全球参与与权力结构：使用文字和表格剖析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合作模式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六、科技霸权与产业控制：通过文字和表格阐述美国如何通过技术专利和标准主导基因组科技和产业。

七、伦理法律与全球规范：分析美国在伦理法律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及其对全球规范的塑造。

八、计划完成与霸权延续：使用文字和表格总结计划的成果和美国霸权的延续与转型。

九、结论：总结美国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构建和维持霸权的多维策略及其启示。

美国霸权工程之"人类基因组计划"报告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0月9日星期四

导读：美国能源部，这一曾主导核武器研发的机构，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本身就暗示了计划与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生命的天书与国家的野心

20世纪末，一项堪称生命科学领域"阿波罗计划"的宏伟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正式启动。这项历时13年、耗资30亿美元的跨国科研计划，被誉为人类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计划"。2000年6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生命天书"的人类基因组草图已经完成，他宣称这一成果"将使多数人类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发生革命性变化"。然而，在这看似纯粹的科学探索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谋求全球科技霸权、掌控未来生物经济命脉的深层国家战略。

人类基因组计划表面上是多国科学家通力合作的典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国共同参与了这一宏伟工程。但深入剖析其发起、组织、管控和成果分配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霸权主义的逻辑与实践。美国通过主导这一计划，不仅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确立了绝对领导地位，更在基因资源争夺、数据控制规则制定、生物技术标准确立等方面构筑了全方位优势，为21世纪美国在全球生物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将通过多维视角，揭示人类基因组计划如何从一个单纯的科研项目，演变为美国维护其全球科技霸权的重要工具。我们将深入分析美国在计划中的核心角色与战略布局，剖析其如何通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协同，如何通过国际合作的表象掩盖资源与数据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如何通过伦理法律框架的构建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将呈现一个超越科学叙事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一个关乎国际权力、经济利益和未来竞争力的地缘政治故事。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使人类在理解自身生命奥秘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截至2005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已完成92%，确认人类基因数量仅为2.1万个左右，与老鼠相差无几，且两者有99%的基因相同，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但与此同时，基因资源的争夺、基因序列的专利化、基因数据的非对称开放，也成为美国维系其生物科技霸权的关键要素。正如美国病毒学家杜尔贝科所言："人类DNA序列是人类的真谛，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这一序列息息相关"。而美国，正是试图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掌控这把开启生命奥秘的钥匙。

二、历史渊源与战略动机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诞生并非科学自发演进的结果，而是深嵌于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之下。1984年，在美国犹他州的阿尔塔会议上，美国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首次讨论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的价值。这一时间点恰逢美国面临日本和德国经济竞争压力、冷战局势尚未完全缓解的微妙时期。在传统制造业优势逐渐削弱的背景下，美国急需寻找新的科技突破口以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生物技术被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之一。

（一）科学诱因与国家战略

从科学层面看，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提出确实源于科学界对理解生命本质的追求。1986年，美国病毒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杜尔贝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癌症研究的转折点——人类基因组的全序列分析》的文章，指出"人类DNA序列是人类的真谛，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这一序列息息相关"，该文后来被称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标书"。然而，科学探索的纯粹外表下蕴含的是明确的国家战略考量。美国能源部，这一曾主导核武器研发的机构，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本身就暗示了计划与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美国选择人类基因组计划作为国家战略重点，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在科技霸权层面，美国试图通过主导这一生命科学领域的"登月计划"，牢牢掌握生物学研究的下一个制高点。随着物理学家史蒂夫•琼斯所指出的"对DNA的了解越多，似乎就越显得它们不重要"，但实际上，美国决策者深知基础基因组数据将成为未来数十年生物医药创新的源泉。掌控这些数据，就意味着掌控了生命科学的基础设施与标准制定权。

（二）经济竞争与产业布局

在经济竞争层面，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压力。传统制造业外流，信息技术方兴未艾，生物技术被视为下一个可能引发产业革命的关键领域。人类基因组计划恰如生物技术领域的"高速公路系统"，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为私营部门创新奠定基础。根据后来巴特尔研究中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经济影响》报告，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每投入1美元，就会给美国经济带来140美元的回报。这一惊人回报率证明了该计划的经济价值，也验证了美国决策者的远见。

人类基因组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诸多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过于偏激、过于集中，目标过多、预算过大"，得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张部件名单"而已。更有批评者将计划的具体项目嘲讽为"在沙漠里建公路"(制图)、"把苹果一个一个摆在地上"(测序)，选择"模式生物"是拼凑"诺亚方舟"。这些反对声音反映了科学界对"大科学"影响"小科学"的担忧，即担心大规模的集中式科研项目会挤占个体科学家自由探索的资源。然而，美国政府和科学领袖力排众议，坚持推进计划，这背后正是对国家长期战略利益的考量。

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阶段性目标与完成情况

（三）地缘政治与伦理先占

在地缘政治层面，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成为美国展示软实力的工具。通过主导这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科学计划，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了科技领导者和人类福祉促进者的形象。然而，在这种表象之下，是通过科学合作机制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科研体系，确保美国在规则制定、数据访问和成果分配方面的主导权。当克林顿和布莱尔发表联合声明，主张所有人类基因组信息应让全社会免费分享时，表面上是倡导科学共享，实则通过确立数据公开原则，削弱了其他国家和私营机构通过专利垄断基因数据的能力，而美国凭借其领先的科研基础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仍能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在伦理与法律层面，人类基因组计划还体现了美国的"先占式战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预算中，有5%专门用于ELSI（伦理学、法律和社会影响）研究，这是至今对生物伦理学研究领域的最大投资。这种看似负责任的做法，实际上使美国率先确立了基因研究的伦理框架和法律标准，从而在全球生物伦理规范形成中掌握了话语权。这种"伦理先占"使得后续各国的基因研究不得不遵循美国制定的标准，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人类基因组计划于1990年10月1日正式启动，由多国科学家参加、被称为"生命科学阿波罗计划"。该计划的主要任务包括：找出人类DNA上的所有基因（当时估计约10万个，后来证实只有3～3.5万个），确定30亿个碱基对的排列顺序；建立相应的数据库，进行数据分析，并分析此计划可能带来的人种、伦理及社会问题。在美国的协调下，各国承担了不同的测序任务——美国负责54%，英国承担33%，日本负责7%，法国承担2.8%，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负责测定3号染色体短臂上的3000万个碱基对，占工作量的1%。这种任务分配并非简单的科学合作，而是一种隐形的等级体系，美国通过分配任务和资源，确立了其在全球基因组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三、实施机制与霸权手段

美国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导并非偶然，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施机制实现的。这些机制既包括制度架构的设置，也包括技术路线的掌控，更包括数据资源的分配。通过分析这些实施机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如何将国家战略意图转化为具体的科学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巩固其霸权地位。

（一）制度设计与资源控制

在制度设计上，美国通过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能源部（DOE）两个联邦机构共同主导人类基因组计划，创造了双重保障的管理结构。1988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新成立的基因组研究中心的主任。沃森的个人声望和科学地位为计划提供了专业可信度，但他的上任也确保了美国对计划科学方向的掌控。沃森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尽快将它（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将是非常不道德"，这种道德话语背后是对加速推进美国主导权的急切心态。

1992年，沃森的职位被弗朗西斯•柯林斯取代。这一人事变动发生在计划关键阶段，反映了美国政府对计划管理权的牢牢掌控。柯林斯作为计划的长期负责人，不仅引导了科学方向，更成为美国在基因组学领域的代言人。这种由强势科学领袖主导的模式，确保了计划的高效推进，也使美国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标准成为国际共识。

在资源控制方面，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采用了巧妙的资金配置策略。计划原定15年内提供30亿美元的资助，这一巨额投入在当时的生物医学研究中是空前的。如此庞大的公共资金投入，不仅加速了科学研究进程，更培育了美国本土的基因组学研究体系和生物技术产业。通过将大部分资金分配给美国国内的研究机构，美国确保了自身在人才、技术和数据方面的领先地位。正如一位观察者指出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更像是"化学元素周期表，永不损耗，永不过时，将一直是推进科学认知的基础"，而美国正是这一基础性资源的主要构建者和拥有者。

（二）技术路线与数据霸权

在技术路线上，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采取了"分级霰弹枪测序法"，即将基因组分成相对较大的片断，并且在对片断进行测序前将其定位到每条染色体对应位置。这一方法看似是科学选择，实则包含了确保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战略考量。与之相对，私营的塞莱拉公司采用了更具风险性的"全基因组霰弹枪测序法"，直接将基因组打断为数百万个DNA片段，然后用算法将片段信息重新整合。两种技术路线的竞争，反映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差异，而美国公共部门支持的方案最终成为国际标准，这无疑加强了美国在技术路线上的话语权。

数据控制是美国霸权的核心体现。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过程中，美国主导建立了数据共享的"百慕大原则"。1996年制定的这一原则要求所有测序数据必须在产出的24小时之内递交到公共数据库里，使珍贵的数据得到实际和及时的共享。表面看，这促进了科学共享，但实际上，这种即时公开机制防止了其他国家和机构对数据的私占，而拥有最强数据分析能力的美国研究机构却能从中获得最大收益。2003年，百慕大原则进一步扩展成劳德代尔堡协议；2008年，NIH将其数据共享预期扩展到了包括全基因组关联研究。通过这一系列数据政策，美国实际上掌控了全球基因组数据的流动与使用规则。

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数据共享政策演进

（三）国际合作的等级体系

在国际合作机制上，美国通过建立等级式的研究联盟，确保了自身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核心地位。在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联盟中，用于测序的基因组取样于一大批捐献者的血液和精子，只有少量的样品被用做DNA测序。这些样本的来源和选择标准由美国主导的联盟确定，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主要在美國的协调下承担指定的测序任务。这种分工模式看似高效，实则使美国掌握了研究的整体规划和数据集成的主导权。

美国还通过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协调各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该组织于1988年在维克多•马克库斯克等科学家的倡导下成立，虽然名义上是国际性组织，但实际上深受美国科学界的影响。通过这一组织，美国将本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理念和模式推广到国际层面，使多国研究团队在不自觉中接受了美国的研究框架和技术标准。

在技术发展方面，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强调技术创新的优先性。正如埃里克•格林、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柯林斯在总结HGP经验时指出的，"优先发展技术"是计划成功的关键之一。人类基因组计划催生了大量至关重要的基因组学技术，导致了分子生物学、化学、物理、机器人学和计算等各个相关领域的伟大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大多发生在美国本土，通过专利保护和标准制定，为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建立了坚固的技术壁垒。当其他国家不得不使用这些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和标准时，美国已然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

四、公私竞争与知识垄断

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公立与私营研究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一竞争集中体现了美国模式下资本与科学的复杂关系。1998年，在公共资助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八年后，美国科学家克莱格•凡特创办了一家名为塞莱拉基因组（Celera Genomics）的私立公司，开展独立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格局，也深刻揭示了美国在生物科技领域构建霸权的另一种路径——通过公私竞争与协作，加速科学研究进程，同时确保知识产出最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利益。

（一）公私营竞争的实质

塞莱拉公司的出现表面上是对公共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挑战，实质上却是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一种独特安排。塞莱拉希望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少的投资（3亿美元，仅为国际计划的十分之一）来完成此项工程。该公司采用了创新的"全基因组霰弹枪测序法"，直接将基因组打断为数百万个DNA片段，然后用算法将片段信息重新整合。这种方法风险高但效率可能更优，体现了私营部门敢于冒险的特点。而公共部门则坚持使用更为稳健的"分级霰弹枪测序法"，即将基因组分割成多个片断（长度接近150，000个碱基对），通过对每一个这样的片断分别应用"霰弹枪测序法"，最终将这些片断重新组装在一起获得完整的基因组。两种方法的竞争，既加速了科学进程，也通过多元化策略降低了技术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塞莱拉公司的竞争促使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不得不改进策略，进一步加速其工作进程，使得人类基因组计划得以提前完成。这种公私竞争机制本质上是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高效运作方式——通过引入私营部门的竞争压力，迫使公共部门提高效率；同时，公共部门的存在又确保了基础科学成果的公共属性，防止完全私有垄断。这种巧妙的平衡策略，最终加速了美国在基因组学领域的整体进展。

然而，公私竞争的背后是知识垄断与反垄断的激烈博弈。塞莱拉公司一开始宣称只寻求对200至300个基因的专利权保护，但随后又修改为寻求对"完全鉴定的重要结构"的总共100至300个靶基因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更令人担忧的是，1999年，塞莱拉申请对6500个完整的或部分的人类基因进行初步专利保护。如果这一申请获准，将意味着人类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私有化，公共科研和医疗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这一举动引发了科学界的强烈抗议，批评者认为这一举动将阻碍遗传学研究。

（二）数据共享的博弈

数据访问权是公私竞争的另一个焦点。塞莱拉建立之初，同意与国际计划分享数据，但这一协定很快就因为塞莱拉拒绝将自己的测序数据存入可以自由访问的公共数据库GenBank而破裂。虽然塞莱拉承诺根据1996年百慕大协定每季度发表他们的最新进展（国际计划则为每天），但不同于国际计划的是，他们不允许他人自由发布或无偿使用他们的数据。这种做法引发了科学界的普遍担忧，因为这意味着重要的科学数据可能被私有化，科学共享原则将受到破坏。

面对私营部门的挑战，美国公共部门采取了果断回应。2000年，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科林斯与塞莱拉公司协调后，由美国总统克林顿牵着两个团队领导人的手，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其所有人类基因组数据为人类共同财富，不允许专利保护，且必须对所有研究者公开。这一场景极具象征意义——美国总统作为调停人，平衡公私利益，最终确保科学数据的公共属性。表面上看，这是对私营垄断的遏制，但实际上，这也是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因为如果基因数据被私营公司垄断，将不利于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整体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塞莱拉公司虽然最终决定将数据公开，但这一决定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一路下挫，并使倚重生物技术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受到重挫。这一市场反应表明，资本市场的短期利益可能与国家长期科技战略存在冲突。美国政府的干预，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国家在生物科技领域的整体利益，即使这意味着部分资本利益的损失。

（三）知识生产的国家模式

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公私竞争反映了美国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国家模式。这种模式既允许私营部门通过创新追求利润，又通过公共部门确保基础知识的共享；既鼓励竞争加速科学进步，又通过政府干预防止有害垄断。这种模式看似矛盾，实则高效，它使美国能够同时利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推动科技进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塞莱拉公司在与公共计划的竞争中未能实现基因数据的私有化，但竞争本身却大大加速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这种"竞争性协作"恰恰是美国科技霸权的重要支撑机制。正如《科技日报》报道所指出的："竞争虽然加快了研究工作的进程，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还需要合作"。美国正是通过这种公私部门的竞争与合作的平衡，既加速了科学进展，又确保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在知识产出方面，公私竞争还催生了更为高效的技术路径和组织形式。塞莱拉公司之所以能快速推进测序工作，得益于其采用的全基因组霰弹枪测序法以及高度自动化的测序流程。这些技术和方法创新后来被公共计划所吸收，提高了整体效率。同时，公共部门在数据质量和标准方面的坚持，也为私营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这种相互学习和借鉴，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基因组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公私竞争最终以一种"合作竞争"的方式告终。2001年2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塞莱拉公司同时发表了各自的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随后两家机构的数据也以各种形式向科学界开放。这种结局既保持了公共科学数据的开放性，又允许私营部门在数据分析和解读方面发挥专长。通过这种模式，美国成功地在维护科学公共性的同时，为私营生物技术产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五、全球参与与权力结构

人类基因组计划被宣传为一个全球合作的科学典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国科学家共同参与了这一宏伟工程。然而，在这一国际合作表象之下，隐藏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不平等权力结构。美国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确保了自身在计划中的核心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在不同的从属位置上支持了这一霸权结构的运转。

（一）等级化的国际分工

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各国承担的任务量明确反映了其在计划中的等级地位。美国承担了54%的测序任务，英国承担了33%，日本承担了7%，法国承担了2.8%，而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仅负责测定3号染色体短臂上的3000万个碱基对，占工作量的1%。这种任务分配绝非简单的基于科学能力的分工，而是一种隐形的科学等级体系，美国通过分配任务和资源，确立了其在全球基因组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具有特别的地缘政治意义。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参与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供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合法性与代表性。然而，中国仅获得1%的工作量，这既反映了当时中国基因组学研究的相对落后，也暗示了国际科学合作中的权力不平等。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科学贡献，这一点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协调人杨焕明的照片被收录进宣传材料便可见一斑。美国的战略很明确：通过有限度的参与权，将新兴科技大国纳入自身主导的科研体系，防止独立于美国体系之外的竞争性科学联盟的出现。

在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联盟中，用于测序的基因组取样于一大批捐献者的血液和精子，只有少量的样品被用做DNA测序，又由于捐献者的身份是保密的，因此无论是捐献者或是科学家都不知道用于测序的DNA是来自哪些人。这种匿名化处理表面上保护了个人隐私，但实际上也使样本的来源国难以主张对基因数据的特殊权利。美国通过这种机制，将全球基因资源转化为"人类共同遗产"，而后凭借自身强大的科研能力，将这些公共资源转化为具有价值的知识产权。

（二）数据共享的不平等效应

美国主导的数据共享机制表面上看是为了促进科学公平，但实际上产生了不平等效应。"百慕大原则"要求所有测序数据必须在产出的24小时之内递交到公共数据库里，这种即时公开机制防止了数据私有化，但对数据的使用能力却极不平等。拥有强大生物信息学能力和超级计算资源的美国研究机构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快速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而资源有限的国家则难以从中获得同等收益。这种形式公平下的实质不平等，正是科技霸权的一种隐蔽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塞莱拉公司的数据虽然最终也向科学界开放，但其访问方式仍存在一定限制。塞莱拉选择通过其公司的网站公布数据，而不是通过政府的数据库。这种数据发布方式确保了公司对数据的一定控制权，也反映了私营部门在数据共享方面的保留态度。美国政府允许这种有限度的数据共享，实质上是在公私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既保障科学界的基本访问权，又为私营部门保留一定的竞争优势。

在数据分析方面，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凭借其先发优势和技术积累，在基因组数据的解读和利用方面建立了绝对优势。这种优势在计划完成后进一步放大，当基因组序列成为基础数据，功能基因组学和药物基因组学成为竞争焦点时，美国的优势更加明显。正如史蒂夫•琼斯教授所言："在遗传学中，最无意义和最危险的习语就是'X基因'。似乎关于生命的一切都由基因控制，只要追溯到'X基因'，所有问题都可以找到根源和解决之道。其实基因并非'全能战士'"。对基因功能的解读需要大量的后续研究和多元化的技术平台，而这正是美国科技实力的强项。

表：人类基因组计划各国贡献与角色分析

（三）后续计划中的霸权延续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美国继续通过一系列后续基因组学计划巩固其霸权地位。这些计划包括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HapMap）、DNA元件百科全书计划（ENCODE）、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CGA）等。这些后续计划虽然名义上是国际合作的，但实际上仍由美国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主导，遵循美国制定的技术标准和数据规范。

例如，2002年启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HapMap），目标是用3年时间绘制详细的人类基因组差异图。这一计划直接依赖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而其组织模式也延续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等级化合作结构。美国通过主导这些后续计划，确保了在基因组学领域的持续领导地位，并将初始投资的价值最大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美国在推动基因组学研究向临床医学转化方面同样占据领先地位。弗朗西斯•柯林斯指出："基因组研究给临床医学带来的影响至今一直不甚明显"，但他也承认基因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巨大进展："为一些癌症开发出了强效新药；基因检测能告诉乳腺癌患者是否需要化疗；视网膜黄斑变性的主要风险因素已得到确认；能准确预估10多种药物的疗效"。这些临床转化成果大多发生在美国或由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主导，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优势。

在全球基因组学治理方面，美国也通过其科学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积极参与，影响着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2013年建立的"用于基因组学和健康的全球联盟"计划，正在积极筹备一个"负责任地共享基因组学和健康相关数据"国际框架。这种框架表面上是为全球数据共享建立规范，实际上也将反映美国在数据隐私、知识产权和伦理标准方面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

六、科技霸权与产业控制

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是科学探索的里程碑，更是美国构建全球生物科技霸权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基因组学基础研究的巨额投入，美国成功确立了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将这种科学优势转化为技术标准和产业控制力，为21世纪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全球优势奠定了基础。

（一）从科学优势到技术垄断

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过程中，美国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发了大量基因组学研究所需的关键技术和仪器设备。这些技术突破不仅保证了计划的顺利实施，也为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建立了坚固的技术壁垒。例如，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初期，现代化的测序仪器尚未出现，但随着计划的推进，由加州理工的Leroy Hood和同事们最先使用的测序仪永远改变了这种状态。到今天，测序已经接近完全自动化。这些技术创新大多发生在美国，并通过专利保护成为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重要资产。

在数据分析方面，美国的研究机构和公司同样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海量基因组数据的分析和解读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先进的算法，这恰恰是美国科技实力的强项。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和位于欧洲和日本的姊妹组织储存着整个基因序列，其中包含已知序列，假设基因和蛋白质。其他组织像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和ENSEMBL提供附加数据，注释和观察和检索数据的有力工具。这些生物信息学平台和工具的开发，使美国掌握了基因组数据的"解释权"，从而在后续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技术标准的制定是另一种形式的霸权。人类基因组计划产生的数据格式、分析流程和质量控制标准，大多由美国的科研机构和专业组织制定。这些标准随后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通用规范，任何国家要想开展基因组学研究，都必须遵循这些标准。通过技术标准的制定，美国不仅确保了自身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可，也为本国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进入全球市场扫清了障碍。

（二）生物技术产业的崛起

人类基因组计划直接催生了美国的基因组产业。随着计划的推进，一大批生物技术公司应运而生，它们或者提供测序服务，或者开发分析软件，或者利用基因组数据开展药物研发。这些公司构成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新生力量，也成为美国在全球生物经济竞争中的主力军。

具有代表性的是塞莱拉基因组公司，尽管它与公共计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美国生物技术产业活力的体现。塞莱拉公司由美国科学家克莱格•凡特创办，邀聘具"基因定序之父"称号的陳奕雄博士担任首席科学家。该公司采用了创新的全基因组霰弹枪测序法，并创造了全世界第一台全自动定序仪ABI3600。这种技术冒险体现了美国私营部门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精神，也展示了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活力。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基因组测序技术继续快速发展，而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继续扮演引领角色。到2010年，绘制首份基因组草图需要多国科学家联手，耗时10年，耗资30亿美元的历史已被彻底改写。当时，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可以在一天之内以不到1万美元的成本完成同样的工作。这个费用在未来3年到5年内有可能降到1000美元以内，而时间预计只需15分钟左右。这种技术进步的加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持续创新。

（三）从基因组学到精准医学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为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精准医学的理念是根据个体的基因组信息和其他分子特征，为患者量身定制预防和治疗策略。这一医学范式的转变，将基因组数据转化为医疗价值，同时也为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

美国在推动精准医学发展方面同样采取了国家战略。2015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精准医学计划"，这一计划直接建立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之上。通过这一新计划，美国试图将基因组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在临床医学和健康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精准医学计划的规划工作重点，包括了如何最好地融合和分析预期的巨量数据类型，从电子健康记录和基因组学分析数据，到来自环境监测仪和可穿戴式身体传感器的信息。这种全方位的数据整合能力，正是美国在生物医学信息学领域优势的体现，也将成为未来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在药物研发领域，基因组信息正在革命化新药开发流程。通过识别疾病相关基因和通路，制药公司能够开发出针对特定分子靶点的精准药物。这些"靶向药物"不仅疗效更好，副作用也更小，因此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美国的制药公司凭借其对基因组数据的早期接触和深入理解，在精准药物开发方面占据了先机。正如弗朗西斯•柯林斯所指出的，基因组研究已经"为一些癌症开发出了强效新药"，这些新药大多由美国制药公司开发，并为这些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

表：人类基因组计划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影响

七、伦理法律与全球规范

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是一项科学技术工程，更是一个涉及深远伦理法律问题的社会工程。美国在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伦理法律维度的重要性，并主动设置了相关议程。通过引导全球关于基因伦理的讨论和规范制定，美国成功地将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植入国际规则体系，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生物科技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一）伦理先占与话语权争夺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ELSI）的考虑。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预算中，有5%用于ELSI研究，这是至今对生物伦理学研究领域的最大投资。这种制度安排表面上看是对科技负责任的表現，实际上也是一种"伦理先占"策略——通过主动设置伦理议程，美国预判并掌控了可能引发争议的伦理问题，确保了计划的社会接受度，同时将美国的伦理价值观推广为国际标准。

ELSI研究计划的设立，使美国学术界在基因伦理和法律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众多专家。这些专家不仅为美国政策制定提供咨询，也活跃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影响着全球基因伦理的讨论方向。通过这种"知识生产"和"专家输出"，美国在基因伦理领域建立了话语霸权，使其他国家在制定相关法规时不得不参考美国的经验和标准。

在具体伦理问题上，美国的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采取了一系列前瞻性举措。例如，关于基因信息的隐私保护、基因歧视的防范、基因研究的知情同意等问题，美国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推进过程中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制定了相应政策。这些政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的参考模板，使美国在基因伦理规范形成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二）基因专利的法律博弈

基因是否应该被授予专利，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引发的最具争议的法律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的态度经历了复杂演变，最终确立了对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策略。

最初，私营机构试图对基因序列申请专利保护。1999年，塞莱拉公司申请对6500个完整的或部分的人类基因进行初步专利保护。这一举动引发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对，批评者认为这将阻碍遗传学研究。面对这一争议，美国政府采取了干预措施。2000年，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科林斯与塞莱拉公司协调后，由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所有人类基因组数据为人类共同财富，不允许专利保护，且必须对所有研究者公开。

这一决定表面上看是对私营利益的限制，实际上体现了美国对国家整体科技利益的保护。基因序列是基础科学数据，如果被私营公司垄断，将阻碍整个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通过确保基因数据的公共属性，美国政府为本国生物技术产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基础平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完全反对基因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在确保基础基因序列不被专利保护的同时，美国仍允许对基于基因知识的应用发明授予专利，如基因检测方法、基因药物等。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既保障了基础科学的共享性，又维持了私营部门的创新激励，体现了美国在平衡公私利益方面的精巧设计。

（三）基因歧视与社会公平

基因歧视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引发的另一个重要社会问题。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个人基因信息可能被雇主、保险公司等机构滥用，导致基于基因特征的歧视。这一问题不仅关乎个人权利，也影响社会对基因组技术的接受度。

美国在解决基因歧视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200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遗传信息无歧视法案》（GINA），禁止 health 保险公司和雇主基于遗传信息做出歧视性决定。这一立法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基因歧视的全面联邦立法，体现了美国在应对基因技术社会影响方面的前瞻性。

《遗传信息无歧视法案》的制定，不仅保护了美国公民的基因隐私权，也为基因技术的临床应用扫清了社会障碍。通过立法消除公众对基因歧视的担忧，美国促进了基因检测技术的市场接受度，为本国生物技术产业创造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同时，这一法案也成为其他国家在制定类似法律时的重要参考，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基因伦理法律领域的影响力。

在国际层面，美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基因伦理的全球对话。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美国的研究人员和政策专家影响着全球基因伦理的讨论方向。这种国际参与，既是对美国软实力的展示，也是将美国标准和价值观全球化的途径。

（四）全球治理与规范输出

在基因组学的全球治理方面，美国通过各种机制输出其规范和标准。2013年建立的"用于基因组学和健康的全球联盟"计划，正在积极筹备一个"负责任地共享基因组学和健康相关数据"国际框架。这一框架虽然名义上是国际合作的产物，但实际上深深烙有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印记。

在数据共享规范方面，美国推动的"百慕大原则"及其后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基因组数据共享的事实标准。这些原则要求科学数据即时公开，防止了数据私有化，但同时也确立了数据使用的基本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美国确保了自身在数据利用方面的优势地位，同时引导全球基因组学研究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基因组编辑等新兴技术伦理方面，美国科学界和政府也同样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例如，关于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边界问题，美国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国际讨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影响这些新兴技术的伦理框架，美国为未来生物技术的发展设置了符合其价值观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推动全球基因伦理规范时，往往将自身定位为"负责任创新"的典范。这种道德话语背后，是对科技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通过早期投入伦理法律研究，美国培养了专家队伍，积累了政策经验，从而在国际伦理讨论中拥有了更大话语权。这种"伦理领先"战略，与科技领先战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美国在基因组学领域的全面霸权。

八、计划完成与霸权延续

2003年4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正式完成，历时13年，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这一被誉为"生命科学阿波罗计划"的宏伟工程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在解读自身生命密码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一步。然而，计划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美国基因组霸权的终结，相反，美国通过多种机制延续和拓展了其在基因组学领域的影响力，将初始投资的价值最大化，并为在21世纪生物技术时代的全面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科学遗产与数据资本

人类基因组计划产生的最直接遗产是庞大的基因组数据和先进的技术平台。截至2003年4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已完成包含基因序列中98%的测定，精确度为99.99%。这些数据存储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和位于欧洲和日本的姊妹组织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这种数据公开政策表面上看是科学共享，实际上却使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能够持续利用这些数据开展进一步研究，从而保持在基因组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人类基因组计划还催生了多种创新技术和工具。基于毛细管技术的DNA测序仪最后被用于制作第一幅人类基因组序列图谱，而这些技术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新一代测序技术，使测序成本呈指数级下降。到2010年，绘制首份基因组草图所需的成本已从30亿美元降至不到1万美元，而且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这种技术进步的受益者首先是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它们凭借这些技术创新占据了全球测序仪器和市场的主要份额。

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培养了大量的基因组学人才。全球参与计划的科学家在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共享的科研文化和技术标准，这些科学家后来成为各国基因组学研究的中坚力量。然而，由于美国在计划中的主导地位，许多顶尖人才最终流向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人才方面的优势。这种"人才虹吸效应"是美国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获得的重要隐形收益。

（二）从基因组计划到精准医学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美国迅速将基因组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更具应用前景的方向。2002年启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HapMap），用3年时间绘制了详细的人类基因组差异图；始于2003年的DNA元件百科全书计划（ENCODE），目标是找出人类基因组中的功能元件；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CGA）则系统性地研究了癌症的基因组特征。这些后续计划虽然名义上是国际合作的，但实际上仍由美国的科研机构主导。

2015年，奥巴马总统宣布了"精准医学计划"，这一计划标志着美国将基因组学研究的重心全面转向临床应用。精准医学的理念是根据个体的基因组信息和其他分子特征，为患者量身定制预防和治疗策略。这一医学范式的转变，有望革命化医疗实践，同时也为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

美国精准医学计划的规划工作重点，包括了如何最好地融合和分析预期的巨量数据类型，从电子健康记录和基因组学分析数据，到来自环境监测仪和可穿戴式身体传感器的信息。这种全方位的数据整合能力，正是美国在生物医学信息学领域优势的体现，也将成为未来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三）经济回报与产业效应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经济影响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投入。根据巴特尔研究中心发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经济影响》报告，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每投入1美元，就会给美国经济带来140美元的回报。这一惊人的投资回报率证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投资的成功。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多条路径实现：首先，计划直接催生了基因组测序产业，包括测序仪器、试剂和服务的市场；其次，基因组数据被制药公司用于靶向药物开发，提高了药物研发效率；第三，基因检测技术的普及创造了新的医疗诊断市场；第四，基因组学的进步推动了农业、能源、环境等领域的相关产业发展。

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巴特尔研究中心的数据，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投资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回报。这种公开宣传表明，美国政府有意将人类基因组计划作为科技投资的成功案例，为其后续的科技政策争取公众支持。

（四）未竟的霸权事业

尽管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正式结束，但美国在基因组学领域的霸权事业远未结束。相反，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深入，美国正在新的层面拓展其影响力。

在技术层面，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继续引领着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单细胞测序、基因编辑、空间转录组学等新兴技术大多源自美国的实验室和公司。这些新技术正在革命化生物学研究，同时也为美国创造了新的技术优势。

在数据层面，美国正在推动更大规模的基因组测序计划。例如，"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的目标是对2500多人的基因组进行测序。这些计划产生的数据将进一步丰富基因组数据库，为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提供更多的研发资源。

在临床应用层面，美国正在积极探索基因组医学的实践路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我们所有人研究计划"旨在收集百万美国人的基因组和健康数据，为精准医学提供支撑。这种大规模人群基因组计划，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临床基因组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全球层面，美国通过多种国际合作机制继续主导着基因组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数据共享标准，还是伦理规范，或是技术路线，美国的理念和实践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参考模式。通过这种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确保了自己在基因组学领域的利益最大化。

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要后续影响

九、结论：生命密码与霸权逻辑

人类基因组计划作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最宏伟的科学工程之一，其意义远超出科学探索本身。通过深入分析美国在这一计划中的角色与战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如何从一个单纯的科研项目，演变为美国维护和拓展其全球科技霸权的重要工具。这一案例揭示了当代国际科技竞争中权力、知识和资本交织的复杂图景，也为我们理解其他大科学计划的地缘政治维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多维霸权构建

美国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构建的霸权体系是多维度的。在科学层面，美国通过主导这一基础性生命科学计划，掌握了生物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和标准制定权；在技术层面，美国通过公私协作的创新模式，确保了在基因组学相关技术和仪器方面的领先地位；在经济层面，美国成功将公共科学投资转化为私营产业优势，创造了惊人的投资回报；在规范层面，美国通过早期布局伦理法律研究，掌握了基因伦理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全球层面，美国通过等级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将其他国家纳入自身主导的科研体系。

这种多维霸权的构建，不是通过单一策略实现的，而是多种策略协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同时运用了领导与协作、竞争与垄断、开放与封闭、投资与回报等多重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策略。这种灵活性正是美国科技霸权的重要特征，使其能够根据不同情境采取最有利的立场。

（二）霸权与反霸权

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霸权结构并非没有遭遇抵抗。计划初期，科学界内部对"大科学"模式的批评；过程中，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竞争；国际上，欧洲试图保持基因组研究的独立性；以及全球公民社会对基因专利化的抗议，都是反霸权力量的表现。然而，美国通过巧妙的战略设计和灵活的战术调整，成功吸收了这些反霸权力量，甚至将一些批评者转化为参与者，将抵抗转化为合作。

例如，对计划最严苛的批评之一是称人类基因组是个"社会泡沫"。批评者说，金融泡沫破灭的时候留下的都是坏账，人类基因组"破灭"，则贻误万世，还断送了整个科学界的名声。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对人类基因组的非议已很少听到了。相反，在它的引领下，一个又一个后续计划正在进行。美国通过计划的实际成果，成功回应了早期的质疑，将潜在的阻力转化为动力。

（三）启示与展望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案例为我们理解当代国际科技竞争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它表明大科学计划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重要舞台。通过主导大科学计划，国家不仅可以取得科学突破，更可以构建有利于自身的科研范式和国际标准。其次，它揭示了公私协作在当代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协同，国家可以同时利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加速科技进步。第三，它展示了伦理法律先占作为一种软实力策略的重要性。通过早期布局伦理法律研究，国家可以影响科技发展的社会接受度和国际规范。

展望未来，随着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新一代生物技术的兴起，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人类基因组计划所确立的霸权结构正面临新的挑战和重组。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各国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科技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也要维护自身的科技主权和发展权。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示尤为深刻。作为计划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参与虽具象征意义，但仅获得1%的工作量，这反映了国际科技合作中的不平等结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摆脱从属地位，必须加大自主科技研发投入，培养本土人才，构建独立的科技创新体系。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科技合作。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故事提醒我们，科学知识从来不是中立的，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服务于特定的国家利益。正如牛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说："和巴赫的音乐，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人类基因组计划是那些能使我感受到身为人类而自豪的人类精神的众多伟大成就之一"。然而，在这种普遍主义修辞背后，是国家利益和霸权逻辑的精确计算。理解这种复杂性，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也有助于我们应对未来的科技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