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钱之争看三国兴衰

货币战争如何左右天下大势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

导读：三国不仅有军事交锋，更藏着惊心动魄的货币战争。董卓铸恶钱、刘备用直百钱、孙权推大泉系列，曹魏坚守稳定，货币博弈背后暗藏晋统天下的经济密码。全文63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金银其实不是日常使用货币的主要形式，而是王公贵胄、地主富人贮藏财富的手段。

只有铜钱，被铸成特定的形状，刻上重量和年号，贯穿了百姓生活的始终，见证着王朝的更迭、帝王的兴衰。

三国时期除了激烈的军事战争外，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铜钱的货币战争，不为外界所知。

只有透过货币战争才能看到最终晋朝统一天下的本质——拼经济、拼民心。

01 王朝末年的财政崩坏

铸币权，是指货币的铸造权，不同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古代封建统治者只有掌握铸币权才有能力干涉和调控货币的投放量和价值，才能影响整体宏观经济。

东汉袭承西汉，铜钱使用五铢钱。五铢以重量为钱名，相当于现在的3.3克。五铢钱形制规整，轻重适宜，大小适中，造型优美，本来是上佳的货币，但随着东汉末年宦官作乱，王朝倾覆，各路军阀割据，财政逐渐崩坏，铜钱首遭其殃。

标准汉五铢

任何一个封建军阀割据政权，在铸币这件事上都会做同样一件事：造新钱。钱本身除了由贵重金属构成以外，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在商品流通中被人们赋予了价值。军阀们为了搜刮属地的财富，往往会借助权力造新钱，强行规定某地通用某钱，但钱的质量和成色可就不一定能保证了。军阀们用新钱置换旧钱，强买物资，于是免不了新币贬值、通货膨胀、币制混乱，老百姓们被敲骨吸髓，还留下一地鸡毛。

大军阀董卓率先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魔盒：占首都，造恶钱，刮民脂。

东汉末年何进谋杀宦官十常侍不成，反遭其害，结果引来了西凉军阀董卓。董卓带领大兵们要吃喝玩乐，还要应付十八路诸侯讨伐，钱财根本不够用，国库空虚无几，挖掘历代陵墓也没有收获，怎么办？

有谋士向董卓献计：“您大权在握，何不自己造钱？”董卓欣然应之，于是下令铸铜币。但铸币需要铜材，当时铜矿不在董卓军掌控下，董卓本人也没有任何耐性等待冶炼或贸易，直接发动军队到民间抢掠铜器，把能找到的铜家具、铜像、铜鼎都拉去融化了，以充鼓铸，并熔毁原通行的五铢钱，更铸新版小钱。

据三国志记载，连秦始皇统一天下时铸造的十二个大铜像，也被拉去化了铸钱。（《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说董卓“悉椎破铜人……更铸为小钱”）

董卓铸行的小铜钱，根据后世考古发现，既无轮廓，又无纹饰，被称为“无字钱”，重量在1.4铢左右，质量极差。

东汉1斤相当于现代222克，1铢相当于现代0.5781克，也就是一枚无字小钱差不多是现代0.7克左右，而东汉晚期的正版五铢钱是2到4克。也就是说，6-7个董卓小钱才抵得上原先一个五铢钱的分量。

这种劣质小钱铸多了，没多久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一石米要卖几万个铜钱甚至几十万钱，满满一担子无字小钱都换不来一箩筐米，百姓纷纷饿死，开始逃亡。

董卓如此凶狠残暴的统治，无法得到人心，没多久就被其义子吕布杀死。董卓死后，原来西凉军的大将李傕、郭汜、樊稠以替董卓报仇为名，率兵攻入长安，长安成为人间炼狱，一片焦土。

《三国志》记载此时民间已经不再使用董卓小钱，恢复到原始的以物易物水平。《后汉书·献帝本纪》记载：“兴安元年，谷一斛五十万钱。”相比之下，在文景时期，一斛谷才十几个五铢钱。

在汉末三国历史上，董卓只是昙花一现，但他铸恶钱这件事的影响却极为深远。自此，两汉时期大陆上五铢钱流通繁盛的局面，一去不返，直到几百年后的隋朝才恢复稳定的统一货币。

02 狡猾的刘备创新“注水武器”

虽然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是“仁义”的正面形象，但在经济史上，刘备却是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刘备在当时混乱的货币基础上，创新了军阀盘剥百姓的手段：用注水的大钱，掠夺民间财富。

这是怎样的一枚大钱？刘备为何选择铸造这样的铜钱呢？

在《三国演义》里极少提到经济方面的故事，因此很多人不太知晓刘备铸造“直百钱”的事，但《三国志》却详细记载了相关事宜。正是这枚被称为“直百钱”的大额铜钱，让刘备撑过了经济危机，也开创了三国时期用大额货币采购敌国物资的新手段。

话说刘皇叔一路征战，进军益州，但在攻取成都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储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备在建安十九年的时候攻打成都，刘备为了安抚手下的丘八大爷们，约定好城破即可任意抢掠。在利益刺激下，将士们争先恐后击败刘璋，刘备也信守承诺，打开仓库任士兵们抢劫。

但将士们个人都满载而归了，刘备自己却要发愁接下来的整体部队的给养问题了。那时候军阀自己是要出钱来给手下们提供粮食装备的，不然谁跟着你打天下呢？

于是谋士刘巴献策：“当铸直百钱”。也就是铸造一种新的大面额的铜钱，用来平抑物价，采购物资。刘备听取了建议后果然几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府库充盈。

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直白钱”，其实就是铸造一种新版的“五铢钱”，分量要比原东汉流通的五铢钱重2-3倍，铸造的又大又好，只是上面多了两个字：“直百”，这里“直”通“值”，也就是说这一枚大钱，抵得上100枚原五铢钱。

用2-3倍的铜材，就发行100倍面额的铜币，还强行规定使用，高，刘皇叔这一招实在是高！

有人可能认为，这不就是相当于在1元纸币基础上，再发行一种100元面额的纸币吗？有什么关系吗？面额大了也方便交易和携带，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不好啊。

但大家不要忘了，这是两种概念。

我们现代使用的纸币，本质上是基于国家主权信用的金融信用货币，不需要和具体财富挂钩，发行1元和100元面额，只要记账到该国央行账目上即可，唯一的约束是发行总面值要和整个国家社会财富总量匹配（否则会变成津巴布韦）。

但在三国时期，铜钱本身是有价值的（铜是稀有的），以铜钱为基础的货币体系要挂钩足够的贵金属（铜本身的质量），也就是类似“金银本位”，才有公信力。但刘备铸造的“直百钱”虽然面值100枚五铢钱，实际上它的重量也就是五铢钱的2-3倍，最足的也才直径25毫米，6.4克左右，远远达不到100枚五铢钱的价值。

这意味着刘备通过武力，以直百钱在他控制的领域内强行使用，用6.4克铜材就可以兑换到百姓手中原200克左右铜材才能兑换到的物资，等于市场上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购买力，把百姓正常的需求挤压了96%，多换取到了整整30倍还多的物资。

整个过程唯一苦逼的是老百姓。

难怪《三国志》记载说，刘备发行直百钱之后，“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瞬间解决手下这帮丘八大爷们的给养问题。这也让各路军阀都看到了铸造虚值大钱的好处，瞬间很多人都蠢蠢欲动了。

这里再介绍一个小知识：刘备铸造的直百钱，正面钱文即“直百五铢”四个字的书体是不一样的，目前考古发现的直百钱，竖着写的“直百”是隶书，而横着写的“五铢”却是小篆，这是为什么呢？

目前比较认可的说法，是推测刘备当时应该是仓促之间、为了应付军费铸造的直百钱，因此刘备没有时间全新铸造货币，直接选择了原先蜀地流通的五铢钱里最厚重的一种，直接在上面加刻了“直百”两个字。因为蜀地有发现的原东汉五铢钱，横着写的五铢和刘备的直百五铢钱字体是一样的。

还有民间野史记载，刘备铸造“直百钱”时铜材不足，甚至收取民间百姓家里挂蚊帐用的铜钩，然后将这些铜器甚至是铁器销毁之后，都铸成了钱。因此，直百五铢钱的颜色五花八门，后世的收藏着屡屡受骗。不过这也侧面说明了当时刘备铸钱的仓促、紧张和窘迫。（南史记载：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

03 急眼的孙权开启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顾名思义，是以货币为武器来打击敌对方的经济战争，主要形式是控制货币，并套购战略物资，扰乱对方货币流通，增强己方实力。因此从本质上讲，货币战争是一种争夺货币购买力的战争，它的成功实现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①己方的货币能够流通到敌对方区域；

②己方的货币能够保持币值稳定；

③己方的货币面额要大过敌对方面额，也就是形式上购买力高于敌对方的货币。

关于第一点，魏蜀吴三国想要做到发动货币战争打击任何一方都很容易，因为三国本身都是东汉分裂出来的，经济上传自一体，都是使用铜币，也都认可原五铢钱，可以毫无障碍的互相流通。

关于第二点，只要各国领袖保持经济政策稳定和政治稳定，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关于第三点，直接导致了蜀国和吴国的货币大注水和贬值竞赛。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上有个原理，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说当市场上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使用的时候，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会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着市场，这背后是人们理性的选择。

明白了这个道理，让我们来看一下刘备铸造直百钱会导致什么后果？

除了从本国民间搜刮财富以外，刘备的直百钱可以在边境市场交易，或者派人去周边国家城市故意操纵交易，这些虚值大钱流出去以后，对东吴和曹魏来说简直是倒了大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刘备的直百钱一枚抵得上100枚五铢钱，东吴的商人纷纷接纳，愿意用手里的粮食换购直百钱，再伺机到蜀国来消费娱乐，而坚持使用原五铢钱的人则损失惨重，没法正常做到生意，于是他们也只好将手里五铢钱藏匿不用或交给蜀国，换取直百钱，蜀国官方生意做得热火朝天，东吴赔得裤衩都快当了，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时间一久，东吴的货币几乎全被蜀国的直百钱控制，东南地区的货币成了刘备直百钱的天下。

老实人孙权瞬间就急眼了，心里严重不平衡，不就造新钱吗？谁不会啊？何况我们东吴自己还有铜矿呢！

公元236年，也就是嘉禾五年，孙权开始铸造东吴版新“直百钱”，一出手就是大手笔：起名叫做大泉五百，一个抵五百个五铢钱！孙权心里肯定得意极了，就想问问刘备：你看我牛逼不？

为什么叫大泉呢？这是孙权在模仿王莽的货币“大泉”。

两年后，赤乌元年，东吴又铸行了“大泉当千”，一枚新钱顶一千枚五铢钱！孙权心里仍然还不满足，还同时发行了“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这已经是三国版的津巴布韦了！

东吴的文臣们还嫌看热闹不怕事大，上书献策两项配套政策：一是要求民间百姓上缴能够铸钱用的全部铜料，私人不许藏铜; 二是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打击民间的盗铸铜币。把货币大注水推向了顶峰！

严格地说，这些“当千”“二千”“五千”在尺寸和规制上并没有太大差异，面值上却膨胀了很多倍，孙权首先把自己东吴的商人和百姓坑了个惨。

刘备的蜀汉政权看到孙权这么玩命，也不甘示弱，不过蜀国没有铜矿，铸币不易，只好在钱币制作成本上做文章。蜀国后期铸造的直百五铢钱面积没有增加，但重量从原来的6-7克逐渐降低到2克、1克，最轻的甚至只有0.5克！

你看，最后大家又回到了董卓的路子上。

看到蜀国这么不要脸，孙权也决定再升级一下不要脸，东吴选择了提升面值最大的大泉五千重量做到最轻只有4克，重量20克左右的大泉当千降低到12克，大泉二千从12克降低到不到6克，导致大面额的铜钱反而轻重错落对应，作价颠倒，老百姓已经被孙权的货币政策搞的云里雾里，完全无法理解，强烈反对，最终在赤乌九年，孙权下诏承认货币改制失败，收回大泉系列铜币，并铸为器物永为警示。

《通志·食货·注》载，后权令曰：“往日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人意不以为便，其省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孙权这场混乱的铜钱之战做了一个赔本买卖。这场失败的货币改革，不仅让东吴经济呈断崖式下降，再加上“南鲁党争”，很快东吴的实力衰弱了下去。

这里补充一个小知识，孙权铸造的“大泉五千”还是古代钱币收藏界的“五十名珍”之一，传世极少，2011年嘉德拍卖曾经公开拍卖一枚，估价高达20-35万元，但未成功售出。

04 反而是曹魏保持了经济稳定，便宜了晋朝

面对刘备孙权发行虚值大钱、咄咄逼人的货币贬值政策，反而是曹魏处之淡然，坚持以“屯田”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体系为主应对，最终保持了经济稳定发展。

曹操所在的魏国因为地处北方，在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后，社会经济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再叠加董卓乱铸小钱的冲击下，货币体系被彻底摧毁了，基本上各地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状态。当时曹魏官方发放俸禄都是布帛和粮食，民间也大多以稻谷、丝绢为交换媒介，极少数大额交易使用珍贵的金银。

曹操听取谋士郭嘉、贾诩的建议，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力发展屯田，使得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

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迁都许昌，被汉献帝册封为丞相。随后膨胀的曹操试图南下讨伐刘表、孙权，希望能够统一天下，但在赤壁之战中被刘备和孙权的联军击败，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故事。在此之前，野史记载曹操曾短暂地在洛阳开炉重新铸造过一批东汉五铢钱，试图筹措军费，但正史并无记载。

然而东汉末年的洛阳、长安的两大铸币中心都毁于董卓之乱，工匠几乎被屠杀殆尽，积累下来的铸钱技术也都失传。缺乏技术上的支撑，曹操所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重达3铢，但是铸工低劣，花样模糊，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作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因此并不受欢迎，只能被封存在府库里。

但蜀汉和东吴都在铸造虚值大钱，魏国怎么应对呢？

曹操的答案是：我干脆不用钱。

后刘备发行的虚值直百大钱流入魏国境内，魏国谷物价格大幅度攀升，蜀国商人大量套购运走，曹操一看形势不妙，下令“以谷贵罢五铢钱，以谷帛为市”，也就是以目前粮食价格虚高为由，禁止五铢钱流通，恢复使用实物作为货币。

然而《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百姓为了贪图小利，交易过程中造假，向稻谷中加水，或者是将绢帛织得很薄，像渔网似的，以此来获利。曹魏政府实行严格管理，对类似上述犯法者施以杀头的重刑，但是也不能禁绝。

史书所载：“虽处严刑而不能禁”。

于是太和元年（227），在大臣司马芝（司马懿的堂兄）的建议下，魏明帝曹叡再次决定恢复使用铜钱，并重新铸造了一种新钱，也被史学家称“曹魏五铢”。

曹魏五铢钱

“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曹魏五铢虽然还是以五铢钱命名，但是重量却不到4铢，折合现在约为1.4-2.5克。这样减重就体现出它在曹丕时期受蜀国当百大钱冲击的结果。

但在魏明帝后期，在诸葛亮的主导下，蜀国的直百大钱还是一定程度上困扰着魏国，无奈的曹叡也被迫废除过一次曹魏五铢钱的使用，恢复稻谷或布帛支付手段。后曹叡因自身生活奢侈，急需用钱，又恢复了曹魏五铢钱，至此一直到晋朝建立，也没有再更改过。

魏晋文人生活场景

从总体上看，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经济暗战线上，蜀、吴两国滥发货币，与民争利，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最终都导致了货币混乱和经济衰退，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而曹魏虽然在制定货币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倒退，但历代曹魏政权的当家人政策出发点不是剥夺老百姓，特别是曹叡坚持下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在争取民心，维持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自魏明帝改定五铢钱后，直到晋代还通用无阻，经济相对稳定，这也许就是晋代司马氏篡夺曹魏后，能消灭蜀汉和东吴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三国争雄，表面现象上是拼将领武力高低、拼军师谋士的智力谋略，而本质上还是在拼经济，拼民心，单纯从货币战争角度上看，晋朝统一天下是必然的结果。

参考资料：

中国金融信息网、百家号、微信号相关素材；《钱币上的中国史》，王永生著作；以及枫桥墨客文史所著《论述魏晋南北朝金融市场乱象——恶钱之始末》。